人到中年，切莫在风里回头

有时候觉得，人总是通过各种方式成长、成长、成长，长成一个有智慧的人，然后再死掉，当然，有人终生都无法完成成长。整个过程中逐渐的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方式可以是，读书、学习、冥想、旅行、爱情、经历苦痛、经历欢愉、经历荒谬。。。。。。正如我们大部分人习惯的方式。也可以是很奇怪的方式，比如像《颐和园》里的女主角，居然是通过做爱来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
　　
　　扯远了，苗炜的这本小说《除非灵魂拍手做歌》，好像就是一个男人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的部分记录，大部分人所经历的认知过程，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就像从没有存在过一样，而贯注以感情，将它们文从字顺的写下来，或许会被后人所记忆：曾经在某个时期，有个男人，是这样面对世界面对自己的。
　　
　　这篇小说集，可读性很强，语言有王朔式的通顺和快节奏，风格上则兼具了塞林格的青春叛逆，卡佛的中年平淡和王小波式的永远纯真。没有太多花俏的东西，但写的真诚。
　　
　　我最喜欢的是最后一篇《流水》，就是在这一则小故事里，我感到了真诚---我是按照顺序读下来的，结尾收获点真诚也真不易啊。这篇小说的结构中规中矩，设置了一个悬念，直到最后才把谜底揭开，故事很好玩，叙述的感情也很真挚，感情上是小学生作文式的，文字和布局则是经过锤炼，风格极强，这样的搭配殊为不易。第一篇《花环》大致也是这么个调调，读着挺亲切的，带人回到过去，重温美好时光。
　　
　　然后，比较喜欢<日光机场>，这是个半荒诞的故事，想象一个人，在一个国际机场，忽然间听懂了所有的语言，真是件好玩的事，而外星来客的角色设定则和彭浩翔写的《指甲钳人魔》很像，一本正经，亦真亦假的感觉，这篇应该是最短的，我很喜欢。
　　
　　我不喜欢《失败者的咖啡》和《一块肉的觉悟》是两则烂俗的故事，中国的城市里小资儿或者中产阶级那点儿破事儿，的确乏善可陈，写成小说也不好看。素材本身散发着谢顶、肚腩、懒洋洋、意淫、做作的气息，语言和节奏再好，也不好看。
　　
　　封面之作《除非》，出版前就在网站上看过，不是很喜欢。也许这是苗炜最喜欢的一篇吧。
　　
　　我在杭州<-->上海的动车上读完了这篇小说集，还是值得一买的，而且是2010年阅读的第一部小说集，这个开篇还说得过去吧，希望我今年能看到更多的好书。
　　
　　这些年来，对国内的小说越来越绝望，几乎从不看新作了。根据我粗浅的经验，不能诞生好的小说，绝对是因为体制，首先体制扼杀了创造力，其次体制导致整个社会环境病恹恹，暮气沉沉，这样的一个破时代，哪能产生好的小说，立志写小说的人，生在这个时代算是倒霉。能写成这样，已经是很努力和很幸运了。
　　
　　我的标题取自余光中的诗，看完这篇小说，忽然就想到这句诗：
　　人到中年切莫在风里回头，
　　一天星斗对满地江湖。
　　
　　她总是记错为：满天星斗对一地江湖。
　　而我觉得，满地江湖都还不够突出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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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产生美

真实的未必是美丽的，也许这段凄美的爱情，最好的结局，不是写成这本书，或者，它应该是另外一本书，更讲小说技巧和叙事技巧的书，或者，它应该被作者的后人，一代代传播下去，毕竟，这是属于静秋的秘密，是只有她和她的亲人才可理解的旷世绝恋。
　　
　　在手机电子书阅读器上看，全书进行到88%的时候，男女主角终于上了床（但只是互相打了一下飞机），对于一部爱情小说而言（尤其名字就是山楂树之恋），这不是常态，但这正是这本书的独特之处。
　　
　　关于那个年代的爱情故事看过不少了，像哈金写的《等待》，高行健写的《有只鸽子叫红唇》这些爱情虽然有着时代产生的压抑感，但尚属正常之列，让人看得懊恼愤怒（《等待》）或者温暖感动（《红唇》），而山楂树之恋却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有真情却不动人，有别离和死亡却无法共鸣，简言之，努力的去读，却无法进入，因为这样的爱情太诡异了。
　　
　　爱，是人间最复杂的东西，自有人类就有爱情，几千年也演绎不完。虽如此，但无非是发乎情止乎礼或者发乎情止乎情，或者发乎情被压抑，或者发乎情对方却不领情。单相思最感人，就像《隐秘盛开》所宣示的那种，我爱你，但和你无关。被压抑的最令人愤愤不平，就像《等待》中的被体制压抑而致悲剧的爱情。唯《山楂树之恋〉，不是上述各种，有了比较会觉得，作者（其实是真人真事的转述人）言语间的真情的确很浓烈，但这种浓烈属于她自己，无法令读者产生共鸣。最多作为一个独特的故事，聊备一格吧。
　　
　　小说用倒叙的方式讲了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高干子弟老三爱上了成份不好的女学生静秋，在那样的环境下，二人受尽了折磨和煎熬，终于没能在一起，婚姻曙光初现，幸福向他们招手时，老三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这样简单的情节，极像80年代蹩脚的言情小说模式，始作俑者是西格尔（《爱情故事》）。后来王朔也写了个这样的《空中小姐》，或男或女，有一方是必须要死去的。
　　
　　一般的爱情障碍已经足够多，比如恋人间的误解，家人的反对，战乱分离等等，但这些障碍，都是普通读者所能够感同身受的，因此也格外动人，而山楂树里的爱情障碍，很让人崩溃，简直是匪夷所思，就算放在那样大的时代背景下，也觉得匪夷所思。静秋关于爱情的猜测和判断，已经远远超出了浪漫的范畴，而呈现出一种病态，老三的对她的爱也过于完美而给人一种不真实感（虽然从前言和后记中，我完全相信这件真人真事），填满情节的故事，两人的爱情随情节发展中的冲突误解都很难令曾经相爱或者正在相爱的人产生共鸣，这是一种私人的体验，毕竟，大部分的人对于那个时代的理解是很少的，而对于性和生理，没有办法无知到那种程度。而删除这些障碍后，这段感情几乎就没有别的普适性的问题了。因此它过于平淡。
　　
　　读了这样的故事，总是令我挺难过的，我始终坚持认为，爱情是人间最美的感情，但是偏执和病态，是不在其中的。这也是我看了《隐秘盛开》虽然感动至于哭泣却并不能认同的原因，尽管总是无情最动人，我还是希望人世间，人人得享健康活泼有生气的爱情而不是惨兮兮的苦情。我还觉得，任何爱情的悲剧都是相爱之人的性格悲剧，任何人，改变自己性格都是困难的，尤其是当其陷入一段感情中时，也因此，世间爱情，总是忧多乐少。这与时代背景瓜葛不多，任何艰苦高压的年代，都有人性大于党性的人，都有大胆热烈旁若无人的爱情（就像这本书中静秋的哥哥和爱民的爱情），这几乎是人生而为人的最后的底线和尊严。
　　
　　这本书受到追捧，也许是因为当今之世，爱情的障碍少了，人人都觉得自己活得幸福，爱情平淡无奇，没有什么刺激，看到如此惨烈的故事感到新奇，但读者诸君扪心自问，自己的爱情真的比她们好出许多吗？我总觉得，自以为爱情没有障碍的人，或者真的是命好，或者就是对生活和爱情有某种巨大的误解。
　　
　　
　　同样，我觉得改编成电影或者电视剧也不会是个成功之作，除非对情节和冲突作更多的改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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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亮的日子

当孔子仰望苍天，俯瞰大地，踽踽独行彷徨不定时，他的追随者们出现了，先是最铁磁的颜回，接着是一堆熟悉的脑袋晃动、脸孔浮现，一行人在漫天风沙的野外再次聚首，看到这里时，一首歌的旋律很自然的在我耳边响起：
　　
　　希望你会记得
　　永远的记得
　　我们曾经拥有
　　闪亮的日子
　　
　　我们为了理想
　　历尽了艰苦
　　我们曾经哭泣
　　也曾共同欢笑
　　.......
　　
　　竟然，有一点点被触动的感觉。仿佛这首歌就是写给他的。或者，写给一切理想主义者吧。自有中国人，孔子算是第一个理想主义者吧。
　　
　　《孔子》没有传说中那么差嘛，尤其是越到老年，发哥的表演也越趋近于想象中的孔子，颜回之死一段，过于狗血，过于主旋律，且既不符合物理规律（冰层破裂时大家都围着冰窟窿，肯定会塌方的）也不符合孔子思想（老师让上来就得上来，怎么能不听话呢？）。也许是期望值太低，所以感觉挺惊喜的。我当初想9：30的场次，又是孔子，也许一半儿都坐不满，还为此和人打赌，结果又输掉了。当我看到第一排有人坐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又输掉了。看完《风声》后我就说过，以后再也不在电影院看国产电影，这次也不能算例外，因为是用朋友的赠票，我恶意的推断：拿赠票的人还真不少，都坐满了。
　　
　　孔子，是中国人的耶稣，是我们信仰的来源--别说你没有信仰，每个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人，都是信儒教长大的，它没有教堂，没有像圣经一样家喻户晓的经书，但它融在一代代人的血液里，是中国人的DNA，儒教对我们的影响，犹如《圣经》对美国人的影响一样大，他们从小耳濡目染，我们亦然，就算长大以后，想要努力的改造自己，都无法改掉DNA，谁让你生于斯长于斯。我们的伦理观道德观，我们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刻，其实面对的是儒教，是孔子建立的一套伦理体系，想一想自己和父母的关系，想一想那些让自己开心和惭愧的时刻，你就能明白我的话。曾经有过几年的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得出的就是这么个结论，没辙，因为我生在中国，青春期长在中国，我骨子里我的DNA里，就是儒教，努力的改掉一些荒唐的东西，还是改不了一些本质的东西。
　　
　　经过几番的洗脑和祛魅，我觉得儒教并不坏，孔子也是个健康有趣的老头儿，身上还闪耀着理想主义者独有的光芒--无论在任何时期，理想主义者都是悲情达观之人，也令人敬仰。如今我们都知道《论语》是孔子之后的人搜集他的言论编订而成，是个天然『断章取义』的文本，孔子说这些话时，有语境有上下文，而不是孤零零的那些断章，如果搞文字原教旨主义，往往令人啼笑皆非。古代笑话集上有很多这样的风雅笑话，例如『三年不改父之志是为孝』，于是盗贼的儿子仍为盗贼就是孝顺。
　　
　　考研第一年做过一道题，写一篇短文来解释『有教无类』，考研第二年，是写一篇短文解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些没标点的论语，可以有许多种句读，正符合了政客们对意识形态的定义，一代代的传了下来，有时候你会发现同一句话，在不同时期，有了截然相反的解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种是启蒙主义，一种是愚民政策。哪样用的好，都能当领导。
　　
　　我们课本里断断续续学了许多孔子的文章和关于孔子的文章，其实孔子一生只留下了一部非虚构类作品（算不算是历史作品有待研究）《春秋》和一部编辑整理作品《诗经》。司马迁说孔子『厄而作春秋』，在他看来，人得绝望了才能静下心来做点实事。孔子作春秋非常简约，隐藏了许多当说未说的话，后来三个人出来作注，于是有了《春秋三传》，都是用竹简，看来孔子很可惜东西，我们比较熟悉的『郑伯克段于鄢』，春秋里只有这一句话，到了左传就演绎成一篇百字的精彩故事，有时间地点人物冲突，至今，我读到郑伯和母亲『黄泉下相见』，『大隧之外，其乐融融，大隧之内，其乐熠熠』时，还会感动又难过。
　　
　　这部电影大致梳理了理想主义者孔子的一生，算是圆满，孔子性格里的干练和迂腐都有所表达，他的那几个老是挂在嘴边上念叨的弟子，也都还算个性鲜明，电影对白也没其它国产电影么傻b（但还是有点傻B），大部分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都演到了，比如『在陈绝粮』、『子见南子』、『子路问津』、『克己复礼』这些我从小在小画本上看到的小故事，演绎的都不错，它的聪明之处是把论语中我们熟悉的那些典故，一点点的摊开融入到不同的场景中去，论语的那些段落，有些表明了时间地点，有些则只有一句话，所以安插到哪儿，都说得过去，只要是孔子说的，上下文也符合语境就行，毕竟没有人知道，孔子是在何时何地何种场合下说这些话的。我尤其喜欢『子见南子』那一小节，而且觉得把『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和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安排到这儿，恰切无比。
　　
　　电影开始那一场国事讨论，那种自由辩论的气氛，有点英国议院的意思，此时的孔子就像苏格拉底，勇敢的挑战当时社会的常识，采用苏格拉底式的逻辑三段论来推翻人人习以为常的论断和制度。后来的故事大都过于蒙太奇了。这个电影重点讲的还是孔子在鲁国的故事。
　　
　　电影开始时一个个牛人的面子在眼前闪过：奚仲文，鲍德熹，赵季平。。。。掌镜的鲍德熹，有意选取角度，把孔子拍的十分高大。
　　当然，还有第五代女导演胡玫，当我们谈起陈凯歌张艺谋时，可能大家都没想到，她也是同届的毕业生，也参与了《黄土地》的拍摄。有人说在她每一部作品背后都有何新的影子，我不以为然，大学时期 ，我读过何新的东西，我觉得他比胡玫差远了。但《雍正王朝》和这部《孔子》又都拐着弯的主旋律，曲线爱国爱党。也挺引人联想的，我想，在这部电影里，至少可以把『苛政猛于虎』浓墨重彩的拍一下，至少这个故事是有确切记载的。
　　
　　还有一个很八卦的偶然发现，这部电影的策划人是于品海--当年，金庸权衡再三，左挑右选，把《明报》卖给了他。
　　
　　总体来说，这部电影还是值得一看的，起码可以梳理一下过去我们硬被灌输的关于孔子的杂乱的一切---假如你还没有忘光光的话。可以认识几个生僻字--以前读古文，到了《左传》就头大，电影里沿用了古音古字，遵循着古代的姓氏和名字的称谓方式，算是了解一点古代文化知识吧。
　　
　　电影开始和结束时，白发苍苍的孔子坐在阶前，捧着竹简昏昏欲睡，他大概也在想自己执着理想波澜壮阔又悲凄孤独的一生吧，做过春风化雨的精神领袖，也曾在矢石如雨的战场沉着擂鼓应战。『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但他一条道跑到黑，知其不可而为之，为了理想，什么都可以放弃。
　　
　　最后一个镜头中的孔子，喃喃的说：已经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了（请大家不要理解成很久没有行周公之礼--也就是做爱--了），的确如此，因为据记载，孔子晚年喜读《易》韦编三绝。就算到老，他都不服膺老子独善其身的出世教诲，哪怕是钻研易经，也不相信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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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凡达达

犹豫了一下，还是买了2D的票，3D的买不到，而且我总觉得，它，一旦和钉子户挂钩起来，八成是要下线了，再不看，2D的也没得看。

十年前王小波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幻片》，他说想象力是很容易具备的，给自己一巴掌或者喝二两二锅头就有了，只要卖的好，资金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当你想拍一部科幻片时，某些部门会问：请问，你拍这部科幻片有什么意义？这时，被问的人就傻眼了。科幻片多半是没什么教育意义的，也无法提升人类灵魂。虽然阿凡达阴差阳错的赶上了哥本哈根会谈和中国拆迁狂潮。

很多人都知道的吧，中国，其实是从1995年开始引进国外电影的，引进的第一部也是卡麦伦的手笔，叫做《真实的谎言》，我记得那时我还高中呢，有时候举着馒头夹咸菜在报栏前看看中国青年报，我在报纸上得知，当时看完这部电影的人们简直可以用欲仙欲死来形容，快要疯掉了，这不奇怪，因为之前一直都只能看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其它几个国家制片厂制作出用于提升灵魂的电影，要不就是反映农村新貌，改革中的攻坚战，优秀干部孔繁森，诸如此类，你目之所及，书、电影、电视全部都是。

从那之后，中国人民过上了好日子，可以每年看几部美国大片了，这种幸福在1997年达到了高潮，江总书记号召大家都去看《泰坦尼克号》，他老人家说：资本主义国家花那么多时间和金钱打造的东西，一定有它的价值，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请注意：批判的吸收哦。就这样，泰坦尼克得以一刀未剪的在各大院线上映，中文配音也阵容强大，我是大学一年级才看的，顺便打听了一下，许多兄弟姐妹们不惜顶着高考的重压偷偷翘课去看，那也成为许多人浪漫故事的开始。

亲美的江总书记退休之后，好多大片我们就看不成了，或者至少得挨几刀陪着笑才能进来赚中国市场，每部引进电影开始播放时，都不厌其烦的播出许可证和中影集团的Logo，这不是垄断是什么呢？全国只有一个中影集团可以引进外片儿，它想引进哪部就是哪部，如果可以由电影院自己去和美国发行公司谈，我们每年不止看到十几部外片，盗版产业也不至于如此蓬勃，如果我们不买盗版碟，不去下载，我们也许永远都不知道，原来世界上好看的电影，有那么多。

创造力很重要，归根结底还是需要体制允许，阿凡达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不觉得，阿凡达人有点像黑客帝国，最后一个睁眼的镜头和尼奥在黑客帝国中睁开眼睛一模一样。而卧底卧到不分敌我又有些无间道的影子，森林之神树之精灵，更是对宫崎骏《幽灵公主》赤裸裸的抄袭，《阿凡达》里那些硕大笨重的丑陋怪物，也曾在彼得.杰克逊重拍的《金刚》中出现过。

是的，这些我全都看过了，看阿凡达时也想到了，但还是看得畅快淋漓，2D的影厅，坐的满满的，160多分钟，没有一个人上厕所，也就是说，这部电影居然没有『尿点』。

卡麦伦每部电影仿佛都是在做一次展示：资本和创造力完美的结合会是什么样子的。给你充足的资金，合理健康的制度，可以天马行空，加上创造力和团队合作，交出的就是这样的答卷。

整个2009年延续至2010年，我们看到一个个网站的倒掉，看到互联网上逐渐荒芜一片，一堵无形的高墙正在逐渐收缩它围着的空间，我们就在墙中间，绝望的望着头顶上越来越小的天空，据说，阿凡达上画18天后就要被迫下线了，还有很多人没有看，我不禁悲哀的想到，如果有一天，我们又回到从前，不再引进美国大片，就算有DVD，又能到哪里看大屏幕的阿凡达呢？而这并不是杞人之忧。也许近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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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阅读报告

汗自己一下，去年读书虽然不多，可真够杂的........

感谢豆瓣网以及我本人养成随时更新阅读状况的好习惯，年末可以整理出自己阅读的书单，感觉挺恍惚，有些书仿佛是很早以前读的，看了记录是在今年，有些书觉得读了很久很久，看了记录不过就两个月而已。有阅读习惯的人，无需保持，就如有人爱喝酒总能找到机会，一年到头，总能读个十几本甚至几十本书。

今年读书很少，享受一气儿读完一本书快感的机会变少，一是因为时间变少，二是因为越来越少遇到这样的书，自认为爱读书，可以为好书放下睡眠以及手中最紧急的活儿，所以，我深信其二才是主因，今年一气儿读完的书是郝明义的《越读者》和《工作DNA》，《越读者》是难得的好书，可谓浓缩的精品，可谓书中之书，郝明义可谓读书人中的读书人，信息量大，结构和语言又非常好，不忍放手，不忍破坏读出来的气场，饿着肚子读了5个小时，读完做完笔记，大吃一顿。

《爱情笔记》是印象最深刻的一本书，前后读了一星期，读完感觉挺复杂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它作为随手拿起来放包里带在旅途中的一本书，很偶然的参与了我的生活，犹如武功里的人剑合一，短暂的时间里，读书和生活也合一了，恍恍惚惚，爱情的浪漫和现实，理智与情感，疯癫与克制，自伤自恋自虐，无奈糊涂清醒，犯贱装纯，瞬间永恒，被德波顿说透了，说尽了，连岳是情感专栏中的极品，但，如果投入、读懂，一本《爱情笔记》胜过十本《我爱问连岳》，这是我做标签最多的一本书，总之，窃以为，爱情这件事，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好。前天在福州路打折书店看到2000年的版本，才4.5元，忍不住又买一本，这样一来，这本书我就有三个版本啦。上海译文新版平装一本，精装一本，2000年版一本。阿兰.德波顿的这本书写得最早（93年），也写的最好，后来买了一套引进的阿兰德波顿文集系列，堪与之媲美的只有资中筠翻译的《哲学的慰藉》而已。

《爱情笔记》说是小说，胜似小说，虚构和现实分不清楚，就像今年读到的最好的小说--哈金的《等待》，如梦魇一般缠绕了我几乎半年，直到我受不了，将乱七八糟的读后感写出来，才稍稍放下，下载了哈金去年在香港书展上的演讲，正如他的小说一样，不瘟不火，慢言细语，真理总令人绝望，写的如同真实人生一般的小说亦如是。 最差的小说送给《婚姻》，我鼓起巨大的勇气才敢承认，我的确买了这本书，还傻乎乎的看完了，人有走眼，马有失蹄，在下一贯以不看广告看疗效为准则，以冷静理智购书读书著称，也被宣传了一回，上了一当。

次差的小说送给慕容雪村的《原谅我红尘颠倒》，我在手机上看完的，庆幸自己没买，这书也就是适合在网上读读，这些年来，慕容雪村的小说，我一本没落，全读了，深为佩服他的技艺，一些段子和文艺化的语言加上一些脸谱式的人物就能卖大价钱赚大量粉丝，他所有的书中的故事基本上都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一个少年贫苦的单纯无知青年，走入复杂的社会，变黑，变阔，又保有一点点人性，最后这点人性让他在善恶交锋的关键时刻死掉了。次要人物一个是坏透了的，一个是好透了的，坏透的总是被写的很猥琐令人不齿，好透的，总是很倒霉，穷死，庆幸的是，我只买过一本《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

《他的国》挺好看的，韩寒虽然是快手，但天才横溢，随便拾掇一下，一扭屁股就是几千字的情况下，也能写出好玩的东西，或者，这就是韩寒最适合的写作方式也未可知，一本正经的写出来的，未必好看，就像《三重门》。韩寒的作品也都看了，但只买过一本《一座城池》，其它的都是在手机上看完的。 今年有许多在书店等人的经历，有一本书，无论大小书店都可以轻易找到，这就是站在书店读完的《杜拉拉升职记》，也不算差，那些写工作计划和公司年终报告绩效考核的章节，可操作性很强，很实用，哈哈。

鲁迅的话，如今仍然管用：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今年读的一本外国小说拉赫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薄薄一本儿，却极震撼。 今年是我读禁书最多的一年，读完了王

拜拜，国产片

我一直觉得，创造性最强的艺术行业里，应该满满的都是热爱它们的人，相较科学而言，艺术品的收获感是比较『虚无』的，不像科学那么看得见摸得着，若能从虚无中获得满足，非得对它十分热爱而有万分激情才行。

大学的某一年，头脑一热，进了校园剧社去参与一部年度大戏<茶馆>的排练和制作，完成后我就离开了，也没掺乎多少，但断断续续总有半年多吧，那几个月我见了好多人，有些人是真正热爱话剧的，怀有一种严肃认真到虔诚的态度，有些则是抱着完成任务的态度，还有些更龌龊的，我就不提了。

渐渐长大看了一些书一些电影一些美术展的作品，只是一个普通群众的眼光，并未刻意去琢磨什么，但总能从作品中看出作品背后某个团队或者某个个人的态度甚至可以想见他们的工作状态。

我喜欢写一些读书心得和观影心得，总的来说，批评居多，偶尔有的一些赞美也总是夸张的过度---这就是我的态度，看到有人敷衍油滑，把观众读者当作大傻逼总觉得十分不爽，哪些有诚意有热心的创作者当然应该获得至高的赞誉。用胡舒立女士的话说：我们就是一只啄木鸟，不停的敲打树木，其目的是让它长得更直更高。

我至今坚持，电影应该是热爱电影的人制作的，非常的热爱以至于作为毕生的事业，把自己的作品看的很重，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和墓志铭去制作。

这样的作品我是见识过的，比如你能在李安的电影里找到许多匠心独运的小细节--甚至某些电影几乎全部的镜头和画面都充满了细节和耐人寻味的深意，《色戒》里麻将牌的摆放和演员的和牌完全是真实的，《卧虎藏龙》里江南水乡的街道上一张卖膏药的广告与那个时代也贴合无比，与之相对应的，我曾在某部国产电影里看到演员用dos命令的dir/w 来模拟电脑病毒追踪--做的再真实一点会累死吗？我坚信这不是我吹毛求疵，我觉得这是态度问题，管理学大师们常说魔鬼在细节中，我无法忍受不考究细节的作品，我会怀有恶意的猜测，导演把我当傻B来蒙，而不是诚心诚意的把自己的作品打造完美。

这些年看国产电影越来越少了，过去我看了许多港产烂片，被朋友们耻笑也不觉得难堪，尽管港片有许多已经纯熟到僵化的模式，但似乎并不妨碍它们的专业性，即便在模式中，也做到足够的专业，而国产片就做不到，每次举烂片的例子我都不可避免的想到《英雄》里令人作呕的对白--李冯王斌显然不是这么说话的，但却武断的认为我只配看到这么恶心的对白。我觉得被深深的侮辱了。

中港紧密关系协议(好像叫CEPA)签署后，许多香港影人进军内地捞钱，拍了大量的烂片，颇有种『人傻钱多速来』的感叹，就算是认真拍的电影（比如陈可辛的《投名状》)也要剪接一个内地版一个香港版，这样的电影我再也不愿看了，我宁可去看坚持拍摄风格和题材，不愿打入内地市场的尔冬升导演的《新宿事件》。

因为某种制度，我们成了智力上被人歧视的人群，我们看不到好东西，在怀品味的影响下变成庸俗不堪的观众。犹如吃快餐吃坏胃口的人，再也无法款款享用一餐真正的美食。我在豆瓣上的电影观感留言里看到许多不知道是『真傻』还是假傻的留言，我宁可相信是五毛所为也拒绝接受普通观众的品位的确如此这一可怕事实。

以我浅见，电影工业是需要巨额资本投入的产业，做出一部电影的确是很麻烦的，需要许多环节的配合，我可以从一部电影中看出制作团队的用心或是敷衍，做的多了有几部烂片是情有可原的--谁都有转型期，谁都有厌倦而寻找突破的关头--但部部都烂就太可怕了，因为这时也许制作人也假戏真做，把自己都欺骗，忘记了当初的理想激情执着信念，而转入一场吸金游戏之中无法自拔。

有朝一日，有了巨额金钱投入，没有了变态的审查制度，也许犹如泡沫破碎的振奋之后，我们还是无法做出令人满意的世界性的电影作品---因为作为一项事业核心力量的人，心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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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肯定是出版不了了，但的确是一本好书。其中关于媒体的章节《真相并非绝对》重点写了刘长乐和胡舒立。
看毕也许就会明白凤凰卫视是怎样的一个电视台，也能对近期的《财经》事件有个大致的背景了解。

关于胡舒立的章节：

现代中国的新闻监督始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江苏省的一家破旧图书馆里楼梯下的一间小屋。在这件屋子里住着一位政治流放者，恽逸群。他曾是中国最著名的战地记者，创办并管理过多家新闻学校。他在二十一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共产党成立只有五年。他是一名在上海收集情报的地下情报人员，当时共产党还在农村活动，国民党统治着大城市。此后二十多年，他一直都是共产党出版物的顶级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江苏、山东和上海建立并领导了六家新闻学校。同时，他是新华社华中区的局长，还负责几家全国性出版物，在上海编辑一本进步期刊。
恽逸群精力旺盛，原则性强，但是他在毛泽东的反“右”活动中遭到了陷害。像恽逸群这样的记者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因为他们多年从事出版工作，他们所说的话都可以被解释成质疑党的教导的内容。恽逸群被关了十年。
出狱后，恽逸群被派到江苏省的贫困地区担任一所中学的图书馆管理员。没过几年，他的苦难又来临了，因为当地的红卫兵发现了这个埋藏在他们中间的敌人，便开始在一轮轮的自我批评运动中对恽逸群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到70年代早期，虽然恽逸群不再受到折磨，但是他是一名政治犯，独自住在学校破旧的图书馆楼梯下的小屋中。恽逸群有着精确持久的记忆和深邃的智慧，他渴望向别人讲述自己的经历，但是在小镇上他就是一个异类。1973年的某一天，一名穿着军装的十九岁女孩不耐烦地敲响了小屋的门。她的名字叫胡舒立，她想知道她的周围到底在搞什么鬼名堂。
她的朋友们都叫她舒立。她的父亲是一名工会官员，母亲是工会报纸《工人日报》的编辑。舒立的父母在她心中深深地埋下了正直的种子，以及对知识的无比渴望。还在十几岁的时候，她就紧随党的宗旨，急切地离开了舒适的城市生活，听从毛泽东的指示向人们大众学习。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展开，舒立作为“知识青年”被派到一个贫穷落后的农村。舒立所在的小组有十个学生，他们一起种植麦子、土豆和玉米，但是舒立真正培养的是思想。她惊讶地发现农民们是如此的聪明，但也是如此的贫穷。村子里的人每天就吃早饭和午饭，晚上就饿着肚子上床，这样可以节省宝贵的粮食。他们一年吃两次肉，一次是中秋，一次是春节。他们也不抱任何幻想，舒立和她的同学从他们身上知道当地的党员一点也不值得尊重或敬仰。农民才是舒立尊敬的人。他们和她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出生的不同才使得他们成为了农民。
1970年舒立回到了北京，带着对中国农民的深深的尊敬和对中国官僚的深深的怀疑。她参了军，被派到苏北阜宁县的一家医院工作。刚开始几年，舒立是清洁工。然后她设法进入了医院广播站，这是一个略有一些影响力的地方。她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职责。每天早上和晚上，她播放音乐让病人起床或上床。她播放广播电台的新闻和医院的通知。这份工作比较清闲，广播站有一个小图书馆，只要是她觉得有意思的书都读过了。当她读完这些书之后，她就在村子里悄悄地打听，寻找是否有知识分子或教师还藏了一些书籍。她能感到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可怕的个人残暴和政治胡闹的时代。她想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恽逸群打开了门，舒立介绍了自己，然后说她想找些书读。他问为什么。她说她有很多时间，想学习一些中国历史。恽逸群就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突然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欢迎了舒立。在后来几年中，他向她介绍书读，回答她中国从哪里来，如何发展到今天。最后他花了好几个小时讲述自己从二十一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地下人员后都看到了什么。他解释了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官员们的动机是什么，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他告诉她没有人愿意为大的决定承担责任。他告诉她自己依然相信革命的理想，即人民的智慧将统治中国。
自豪的传统
1978年，恽逸群去世了，中国重新打开了大学校门。舒立在北京的人民大学得到了一个名额，她是该校唯一一名来自军队的新闻学学生。新闻系是产生知识分子骚乱的大熔炉。很多教授从为期数年的监禁或农村劳动回来了。毛泽东已经去世两年了，邓小平启动了经济改革，开始了中国如何继续发展的讨论。教授们教导舒立和她的同学成为真正的新闻记者，从毛泽东钳制媒体之前的岁月中汲取经验，那个时候中国的记者们在中国内战期间为领导层收集经济和政治信息。学生和老师坦率地讨论文化大革命是怎样一出悲剧。老师们教导学生他们的职责一是成为共产党的喉舌，但是也要扮演批评者和监督者的角色，保持党的正直。
1982年舒立完成学业，投入了调查报道工作，为《工人日报》撰写有关腐败的文章，这家报纸努力重振自毛泽东时代以来懒散的新闻行业。舒立的文字详细揭露了中国官员非法利用政府资金为个人牟利的案件。在一些报道中，她和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记者合作，来自《人民日报》的刘宾雁。《人民日报》的编辑允许刘记者报道党要求揭露的一些腐败故事。但是反腐败的新闻攻势并未持续很长时间。有太多重要人物收到牵连。1985年，为了摆脱不断要求揭露丑闻的舒立，《工人日报》把她下放到东南沿海的厦门市。舒立在下放中依然保持了很高的干劲。她学会了摄影和开车。她开着自己的丰田皇冠在城里游荡，要求和地方及省领导谈话，余下的时候就在厦门大学学习英文。
在获得明尼苏达州圣保罗Macalester大学世界新闻研究院的新闻学会员资格之后，舒立成了《工人日报》的国际编辑；但是后来因参加天安门游行而被停职。在停职期间，她写了本书，这是中国革命后第一本关于美国新闻学的中文书籍。她前期作为一名揭露丑闻的记者带来的声誉，再加上她在这本书中关于新闻报纸应该中立、客观的令人震惊的劝诫，舒立在中国记者中成了名人。
重操旧业
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深圳，香港这块英殖民地的新闻报纸传达了他重新点燃改革之火的讯息。邓小平出行的原因是他在TAMDTS后扶上台的保守官员把持着党的全国性报纸，封锁了他想要通过这些报纸传达的信息。在邓小平南巡后的几个月后，一本新的全国性商业报纸——《中华工商时报》发行了，总编辑是舒立在《工人日报》的老编辑丁望。丁望任命舒立为国际编辑，她利用这个职位追踪并访问那些她认为能够教会自己一些东西的人。新成立的股票市场监管机构——中国证监会，以及外贸部的官员们都是她的对象。外国公司的CEO经常会在酒店房间接到舒立的电话，要求他们在大堂接受她的采访。
当丁望被解职后，舒立满怀郁闷的辞职了。一方面是因为政治原因。在丁望的领导下，报纸大力呼吁更快的进行经济改革，超出了李鹏总理和其它保守官员所能容忍的限度。但是更大的原因是钱。丁望和舒立都坚持把广告业务和报纸编辑分开。他们想要支付记者足够的工资，这样就能要求他们做到诚实，不为那些暗中付钱给记者的公司写软文。他们还反对为那些购买了广告版面的公司写赞扬性的文章。
1994年，舒立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骑士奖学金。她前往加州学习美国的金融市场和美国媒体在监管这些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她认为中国领导人迟早会意识到没有媒体扮演金融市场监督者的角色，中国就会成为股市操纵者的天堂，而小投资人手中只剩下一堆毫无价值的纸片。
中国商业时报请她回来担任资深记者，舒立找到了一个地方继续学习金融市场的知识。就在她家不远的地方，在北京城的西部，前世界银行中国首代林重庚正在召集人马搭建中国第一家合资投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舒立开始在中金公司的办公室中频频出没，不知疲倦地向曾参与国际金融业务的中国人问问题。她还和合资公司的合作方，摩根士丹利亚洲公司以及中国建设银行的高层官员们成了朋友。中金公司参与了大部分中国公司的海外上市工作，舒立利用她的熟人进行报道。舒立为自己的报道设定了很高的标准，她熟读《欧洲货币》(Euromoney)、《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和华尔街日报，不仅为了保持与国际金融市场同步，她还学习这些报纸的写作风格和标准。
1996年，舒立受聘于一家新的商业期刊《资本》担任高级编辑，这本杂志是北京市政府下的一家商业集团主办的。同时，她还重新联合了她的老编辑丁望，后者在上海开办了一份商业期刊，名为《中国商业周刊》。两年时间中，舒立往返于北京和上海，为两家杂志撰稿。上海宣传部门的官员最后关闭了《中国商业周刊》，因为这本杂志刊登了台湾总统李登辉的一张照片；舒立也离开了《资本》，因为她无法说服自己的老板增加新闻栏目的投入，并禁止为广告商刊登赞美的文章。
财力充足的导师
舒立在离开《资本》之前，已经开始和王波明讨论有关工作的事。王波明在中国是一名很特别的人物，1955年生于波兰，他父亲时任中国驻波兰大使。1980年，王波明是首批获准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之一。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国际金融硕士学位，当改革派人士胡YB1987年被免去党总书记的职位时，王波明和几个朋友征集到了一千名在美中国学生的签名，写信给政府要求继续推动改革。在这个团队中，王波明和几个朋友成立了“中国商业联合会”，在中国推动市场经济和证券市场。王波明和他的同胞们于1988年底回国开始了他们的事业。
初出茅庐的股市创业家们不仅仅要让政府相信他们是认真的，他们还必须教育政府资本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王波明和其它几个领导层精英的子女们一起召集高层会议，寻求支持者。王波明找到了时任赵ZY总理顾问的青年王岐山，以及在中美入关谈判中担任谈判人员的青年周小川，后者的父亲在机械部曾是江泽民的领导。1989年初，股市创业家们得到了来自政府的重要支持，当时王岐山正组建“证券交易执行委员会”（SEEC），对全国范围内突然出现并蔓延的不正当证券交易进行监管。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SRC）于1992年10月成立。王波明在纽约中国商业联合会中的伙伴高西庆出任法律部主任，王波明本人则担任研究部主任，这是对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多年研究经验的认可。但是王波明发现政府工作太官僚了。他觉得他和自己的朋友们已经完成了初步的目标，现在想要赚点钱，于是他把SEEC转成了生意。
他建立了一个政府债券的电子交易系统，后来这个系统被政府关闭；他开始管理来自于国际投资人的规模一亿美元的基金，投资于那些希望上市的中国企业，并帮这些企业做广告。他还创办了《证券市场周刊》，后来成为中国股市最重要的信息来源。这本杂志很枯燥，通常都刊登技术和学术文章，但它是唯一经过证监会正式批准的刊物。杂志很快就取得了成功，立刻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商业杂志，全国大约有一百万名订户。然而，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涌入股市，在股市开户的人数超过了四千万人，王波明意识到可以办一本更通俗、更全面的杂志。
王波明和胡舒立曾在两年前略试合作，但是王波明很难与胡舒立站在一条线上。她总是提出一些不可能的要求来。时至今日，他知道她并未改变，自己的日子会很难过。但是他也明白舒立是中国最优秀、最进取的编辑。为了这本杂志，他必须全盘接受舒立的要求。市场已经准备好迎接一本勇敢、正直的杂志，而舒立就是那个出版人。王波明还知道曾协助证监会成立的中国官员——王岐山和周小川，现在都在银行和金融领域担任高位，他们也会重视通过真正的媒体监督保护投资人的利益。而在另一方，胡舒立则认为她可以利用王波明充足的财力来发行一本诚实正直的杂志，积极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监管。
但是在答应王波明的合作邀请之前，胡舒立列出了严格的条件。她提出了编辑人员的预算，其中包括每年二十万美元的记者工资，这样她就可以确保记者的诚实。王波明没有退缩。然后舒立使出了第二击：“我来负责所有的编辑工作。你不能干预。在编辑和广告之间需要建立一道中国墙。”
王波明接受了舒立的条件，她就开始招募人员，要把他们训练成真正的记者。她从《中国商业周刊》带来了一些值得信任的同事，但她也寻找那些在编辑或记者行业工作时间不长的年轻人，他们尚未腐败，也还没来得及落入记者们通常会经历的自我审查的陷阱中。一当人们听说胡舒立要开办一本新的杂志，名为《财经》，全中国的记者都给她发来了应聘的邮件。
怒气冲冲的电话
19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中国领导人看到了狼狈为奸的资本主义如何摧毁一国的金融体系、让数十年的发展与增长灰飞烟灭。《财经》杂志1998年4月份的创刊号中，详细揭露了一家名为琼民源的上市公司的故事，这家倍受热捧的公司刚因提交虚假财务报告而暂停交易。通常，证监会禁止中国记者报道此类公司的问题，理由是这样的丑闻会打击投资人的热情、阻碍中国股市的发展。政府依赖股市将大量的个人存款注入到国有企业的融资和改制中去。王波明不得不派人去证监会，整整一个礼拜都为这篇报道进行道歉。但是他的新杂志一举成名，证监会很多官员对刊物的激进姿态都表示欢迎。
舒立和她的记者们继续报道股市问题，并请求专家撰写经济政策分析，质疑某些政府政策。结果不言而喻——王波明开始接到越来越多怒气冲冲的电话。有一段时间似乎每个他认识的人都在生他的气，生他的杂志的气。监管者抱怨《财经》打破了新闻报道的禁令。上市公司管理层大叫《财经》在狙击公司的股价。投资银行为《财经》揭露正在寻求上市的公司的不利消息而苦恼。对于一个自诩和每个人都是朋友的人来说，这样的电话令王波明痛苦。他会有礼貌的听完对方的话，然后解释说他只是拥有这本杂志，但是不能干涉编辑的决定。打电话的人会感到很困扰。你拥有它，但是你不能决定发表什么？告诉舒立让她缓和甚或毙掉批评自己朋友的文章——王波明感到羞于启齿，同时对她可怕的脾气也心怀忌惮。不管如何，当客户因为批评文章而撤下广告时，王波明很痛心。
中国的商业社会很快就学会了害怕并尊重胡舒立。她从不打高尔夫球，也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但是就算她和商业人士没有共同的休闲时光，她和他们却有着共同的改革中国的目标。她说话快，走路快，但无论是她的嘴还是她的脚都没有她的脑子快。没有闲聊的功夫。她的很多朋友都已经习惯接到她的电话，吩咐他们为她做这做那，而她提出要求的口吻是如此确凿，没有一点不好意思，甚至都没有人敢向她提出疑问。她简单地认为全世界都是为她服务的，但只是为了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很多政府官员和金融界经理们都搬到了北京城东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之中，胡舒立却依然住在50年代苏联风格、楼梯间阴暗破旧楼的水泥楼房里。她家中只有很少几件基本的家具，但是四面墙都摆满了中英文的历史、金融和政治方面的书籍。
舒立的员工对她充满敬意，但是她对他们则非常粗率。“她没有管理天赋。她不喜欢管理一个组织。她是一名记者。她总是想要抓住新闻。”一名《财经》记者说。“她设定了很高的标准，有时候她简直就是折磨自己的下属。她总是在推啊、推啊、推。她永远不会停止，直到你抱怨。然后她会后退一点。我们和新来的记者说，如果她推你推得太远，而你又不抱怨，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舒立很早就意识到对出版物进行审查的共产党官员对经济知之甚少，对金融更是一窍不通。王波明任命了一名前新华社编辑在每期《财经》杂志发行前进行审稿，舒立就在每期杂志中都加上一篇能引起这名编辑争论的有关政治的报道。这位编辑算是有了一件可做之事，与此同时舒立则在他眼皮子底下通过了能引起争议的商业报道。
她靠的就是争议。2000年10月，《财经》发表了一批报道，揭露了中国共同基金的经理人串通起来操纵股市，引起了中国整个金融行业的震动。报道的核心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一名官员撰写的一篇秘密报告，政府感到非常为难，因此把它压了下去。舒立搞到了这份报告，给其中的信息加上了分析和解释，丑闻被曝光了。中国主要几家证券公司进行了反击，在新华社发行的证券市场报纸上联合谴责《财经》杂志。
一年以后，2001年8月，《财经》再次引燃了金融行业，深入揭露了银广厦的故事，这家公司的股价当时正直线颷升，是股市投资人热烈追捧的明星股。公司CEO在文章发表前找到王波明，提出购买广告来撤换这篇文章，后来由提出收购杂志。这家公司是江泽民主席和其它国家领导人曾热烈赞扬并访问过的公司。王波明把舒立找来问她有关这篇报道的事情。她向他保证自己有铁一样的证据证明这家公司财务报表做假。王波明对这件事的政治影响依然很担心，他给老朋友王岐山打了电话。王岐山当时是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他答复道：“公司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假的，那就报。”
《财经》报道说银广厦在财务报告上作假。股价从34跌到了7。证监会进行了调查，报告说公司的财务报表远比《财经》报道的要夸张。公司把《财经》告上了法庭，但是两次都败诉。
《财经》引来了很多模仿者，其中最好的都是曾为舒立工作过的编辑离开《财经》后创立的。很多时候，他们的努力受到了出版商的阻挠，出版商认为揭露和激进的新闻报道只会带来麻烦。虽然有一些亮点，但《财经》依然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不以赞美文章换广告或金钱的出版物之一。
2003年春天，中国遭到了致命的呼吸道传染疾病SARS的袭击。《财经》走出了自己传统的经济领域。当广东省有人开始死亡时，中国政府下令所有媒体不得报道此事，而只是印上政府的官方说法，即SARS是被隔离的小问题。流言传播得很快，中国国民开始恐慌起来，他们正处在传染病的中心。《财经》跳入了视野。舒立去到了中国西部省份，访问那里的官员，寻找疾病爆发的形式。她派记者到香港和河内，视察那些SARS热点地区。她甚至刊登了一名加拿大记者报道的关于多伦多出现SARS的文章。杂志把亚特兰大美国疾病控制和防疫中心视为中国政府应学习的榜样。《财经》甚至出版了特别周刊深入报道SARS。
“舒立知道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正是一名新闻记者应该有所突破的时候。”一名《财经》编辑说道。“我们知道我们有机会，因为情况太不清楚了。今天我们可以积极地报道股市，明天我们就会报道平民选举。”
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20世纪90年代，当我担任华尔街日报中国代表处主任的时候，我震惊地发现许多中国记者其实都知道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却只有极少数事情他们能够真正予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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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刘长乐还是胡舒立都有着敏锐的感觉，知道他们的笼子有多大。他们知道政府想要什么，这个国家又需要什么才能进步发展。舒立的笼子是证券市场和经济政策。刘长乐的笼子是把国际新闻带入中国，并在全世界展现中国的形象。但是两个人又时刻保持着政治嗅觉，随时寻造可以扩大自己笼子的机会。
不幸的是，刘长乐和胡舒立在中国新闻行业的建设中是例外，而不是普遍存在。大多数新闻记者腐败、笨拙而懒惰。他们对涉及到政治、政府和社会问题的新闻是如此的无能为力，只能把关注点放在商业新闻上。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商业新闻只是成了为自己赚钱的一个工具，他们和中国的公司老总们串通起来抬高股价或帮助中国公司攻击其外国和国内竞争对手。天安门事件后席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不断的影响着商业界。所以只要他们在帮助中国公司，或仅仅是对外国机构大放厥词，中国记者一般都可以自由地攻击外国公司。印刷出版行业通常被分成商业媒体和党的宣传喉舌两大块。他们都有商业和金融版面。广告投放者需要拥有购买力的读者。因此党报渐渐被淘汰，演变成了付费喉舌。编辑和记者收钱为公司进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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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喇叭从不安静。毛泽东时代，在几乎每个城市、乡镇和村庄的路灯柱子上，喇叭在不间断地大声播放着宣传内容，没有留下任何安静的时间，免得人们在这些安静的时间里进行独立的思考。

它允许记者披露一些腐败案例的细节内容，政府想要通过抓典型来警告其他人安分守己。

当时的电视节目非常乏味，除了中国戏曲就是各种爱国主义节目。但是商业广告来了，现在它们成了娱乐节目！调查显示电视观众都非常喜欢看拍摄精良的商业广告，而当普通节目播放时，他们就会起身去厨房或厕所。随着人民日渐富裕，广告教会他们如何穿衣打扮，饮食调理，购买什么电器和汽车才能显示自己的富裕充足

文迪向默多克灌输了很多有关中国的知识。她向他解释中国官员的思考方式和做事动机。默多克开始把她的观点向新闻集团的管理层转述，后者称其为“文迪主义”。在默多克的生命中，文迪是他此时的最佳拍档。她和他有着一样的进取心和对交易的热爱。她并不想让他慢下脚步准备退休。她想和他一道去征服世界。而且她和默多克一样每条血管里都流淌着机会主义的血液。她是广州一家国营工厂厂长的女儿，先是和一位在华工作的已结了婚的美国经理交往，并和他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得到了能在美国永久居住的“绿卡”。然后她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拿到了MBA学位。她在香港星空卫视实习，并最终成为全职雇员，负责在中国有线电视网络上推广星空卫视的音乐频道。1999年6月，默多克和文迪在他纽约港的游艇上举行了婚礼。文迪从公司辞去了工作，但她依然是默多克在中国的大使。

在1997年7月以当时的副总理朱镕基访问澳大利亚的借口见到了朱镕基。“我听说你为了能在美国经营电视网络而入了美国籍，”朱镕基说：“你愿意为了进入中国的电视行业而成为中国公民么？”默多克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他很快就加入到朱镕基的这个小笑话带来的哄堂大笑之中。

中国可以容纳默多克。如果他答应某些条件，这就会发生。和时代华纳的CEO Gerald Levin这样的国际媒体巨头合作起来就太令人失望了。Levin花了大量的时间和江泽民主席建立了非常良好的个人关系，但是他控制不住公司的新闻业务。无论江泽民和Lenvi之间有多么友好，CNN和时代周刊依然在写令中国领导人恼火的文章。

1988年，刘长乐升任上校，负责中国电台上所有的军事新闻报道。虽然他热爱广播事业，刘长乐还想获得更多的经验，也想赚更多的钱。利用其家庭和军队里的关系，刘长乐赢得了到中石化工作的机会，这是一家庞大的国营石油公司。他在1990年被派到新加坡负责政府石油贸易工作，与此同时，默多克正在竭力维护自己的新闻集团避免破产。在新加坡，刘长乐开始了他自己与中国的石油贸易业务，并把在石油生意中赚来的钱投入到北京的房地产项目。

从默多克和刘长乐的传奇故事中可以学到两个商业教训。第一，中国最有能力的商人往往是最伟大的人性观察者。在商业情景中分析人性的因素是中国人最拿手的。在西方，律师可以找到法律上的漏洞和证据，帮你达到成功；在中国，商人们通过同时从各个角度做各种人的工作来达到成功。最优秀的人才可以从一个方向拱拱这群人，从另一个方向拱拱那群人，再把另一群人拱开，而且这些工作都是同时在做的。刘长乐就是一个“拱人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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