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GBT，政治正确 一场风波的几点take away

昨天发了条推/广播，大意是看了《雪国列车》（剧），所有政治正确元素集齐，但觉得非常差，最近这些年的影视剧这些元素差不多都集齐了，觉得很生气，这样会搞死文艺创作。



这条文字引发了大量反馈，这些反馈里一部分条件反射式的无脑喷，一部分是有理有据的争论，我到了这个年纪和网龄，对于喷子就直接无视了，心情不好时会删了或者b了。对于那些有教益的争论，对我启发很大，内心是非常感激的。我这条文字，在如今这个环境，首先就是政治不正确的，我并非有意为之，和其它文字一样，只是直抒胸臆，当时就是这种感觉，坐下来发了，仅此而已。



经过一系列的激荡，我发现我这个看法有非常大的问题，并且我自己也找到了反例（致命的女人，why women kill），把这个言论修正了一下，又发了一条：影视剧烂不烂和LGBT及政治正确没关系。好的影视剧也会有齐这些因素，但因为角色和剧本的强大，你根本留意不到这些，例如《why women kill》三代women分别是白黄黑，例如《肖申克的救赎》里摩根弗里曼的表演，你会聚焦在这个人物和故事上，根本不会意识到肤色这个问题。



总之，一番风吹雨打我觉得收益颇多，对一个普通人而言，这就是我理解的言论自由的好处，像我回复里说的：让你觉得不舒服了才是触及灵魂的。的确。这条文字让这么多人不舒服了，我也算触及了不少灵魂了。


整理几个比较有意义的反馈：

1. 正因为如此，才更应该多拍一些包含这些因素的影视剧，多拍才能有竞争有进步。正如以前电影里没有这些因素也不少烂片也要多拍才能竞争中进步一样。
2. 这是市场行为，影视公司也许是刻意加入这些元素去扩大市场。
3. 针对少数人群的歧视一直是存在于文艺界的，多一些这样的影视剧，这些少数人群的演出机会也会更多（才能提高演技和剧本能力等），例如早期电影里亚裔很少能担纲主演的甚至戏份都很少（且负面居多）。现在已经改观了。

什么是喷子型的言论呢？基本上喷子型的言论的共同特点就是鲁迅说的，看到穿短袖露出胳膊就能联想到裸体那种跨越式的非理性言论。比如：

1. 你看的电影电视太少了，没见过世面。
2. 你没有LGBT朋友，没有接触过这个人群，所以觉得奇怪；

这种推论式的回复跨度太大了，属于臆想。还有些故作高深（其实九成是无知）：

1. 你对你谈论的领域太无知了，然而ta本人也没有发出哪怕是一句这个领域的知识。
2. 你应该好好去看看XXXX，然而ta本人也没有发出哪怕一丁点关于XXXX的观感。也许ta觉得不屑，但这种我默认就是傻逼，拉虎皮做大旗，自己根本没看过就冒充。

还有一类直接生理条件反射，只会用标签的，我连列都懒得列了，这种我一概目为傻逼言论无视了，根本不会花任何时间去回复和争论。

这些年来我反对过很多东西也支持过很多东西，慢慢的我觉得有一些反对的东西已经变成常识，不需要再刻意去提了，例如地球上最大的邪教CCP，例如关于中国的各种批评，我觉得已经不用再说，我已经说了很多，该说的都说完了。

但有一样是人类普适的就是言论自由，关于这个话题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它的复杂性，年初我重看了一遍《苏格拉底审判》这本小书我看过三遍了，至今落笔，写不出一篇像样的评论，我想我应该再看几遍。

和霍师傅的争论让我更清晰的意识到言论自由的框架，有政府层面的（言论立法），市场层面的（公司文化和市场营销的意识形态取向），个人层面（道德压力，道德指责）。

在苏格拉底时代是没有这么清晰的框架的，最后他死于言论（而不是言论引发了什么后果），用自己的死来证明雅典（一个高度民主的政体）是会因为言论治人死罪的。自我辩护时他故意激怒陪审团里不喜欢他（的言论）的那些人。

我发那条文字虽然有不少意气用事成分，但也的确和近年来看到的荒唐事有关，大学开除教授，公司解雇员工，非常多我觉得过火的案例。真的有点儿“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感觉。”

在我看来，人类大部分的言论都经不起这种灵魂深处的拷问（动机论是最险恶的），都经不起放大镜下的观测。就像Papi酱拍过的那个视频，你无论怎么说话，都会引起某类人的不适。这应该是个常态。

当你开始被迫为自己的言论辩解，你就进入圈套了，你说的越多引起的误解就会越多（因为你已经被舆论定性了）。所以我通常只会关注事实而不是评论和观点。事实错了需要更正，观点是没有对错之分的，这正是言论自由的真意。

活下去，不要忘记，说出来

最近看了《82年生的金智英》和《返校》，发现《金智英》不是个恐怖片却让人产生了恐怖效果。《返校》是个鬼片，但属于那种看的时候挺害怕（各种声光电造型气氛），但看了之后不会做噩梦的鬼片。

按照时间顺序，撇开鬼片儿因素，《返校》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一个学校的老师张明辉和殷翠涵组织了一个地下读书会，带同学读一些左派书籍（鲁迅翻译的一些苏联文学，泰戈尔，萧伯纳等），其中的同学魏仲廷暗恋同校学姐方芮欣。方并不是读书会的人，方父是国民党官员，1949年前后舶迁台湾后父母关系不好，后来母亲举报了父亲受贿，父亲被抓，在方的低落时期，张明辉老师主动接触她关心她，二人渐生情愫，殷翠涵觉得方的身份敏感，不能加入读书会，如果继续交往下去，会影响到读书会，让张明辉和方芮欣分开，方芮欣因爱生妒，碰巧又因为魏仲廷知道了读书会的事，出于对殷老师的妒忌，她利用魏仲廷拿到了读书会的书，并把书交给训导主任--同时也是父亲的同僚--白国峰（成了白向上爬的工具），白一举捣毁了读书会，每个老师同学都遭遇酷刑，张明辉殷翠涵被枪决，张明辉老师临行刑前嘱方芮欣把魏仲廷救出来，以期保留真相给世人，方把魏仲廷救出学校后因为内疚在校内悬梁自尽。许多年后，台湾解严，白色恐怖时期结束，已经人到中年的魏仲廷返回荒废已久即将兴建为楼盘的翠华中学，取出张明辉老师藏下的一本书，说出真相。

这也许只是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一个寻常的故事，但在今时今日，却显得格外有意义，电影也因此熠熠生辉，口碑和票房都非常好，也正是在这个特别的时期，它超越了通常恐怖片而更加有警醒意义--尤其是对香港人。

人世间最恐怖的不是鬼怪妖魔僵尸病毒，而是人，以及在邪恶制度下被激发出来的恐怖的人性。片中唯一的一个鬼怪，在方芮欣和魏仲廷梦里一再出现的僵尸，象征意义再明显不过：这具高大的骷髅，浑身血肉模糊，没有面目只有一面镜子在脸上映照出每个它要抓的人，它带着国民党军帽，提着灯笼到处抓学生，抓到后就扼死，它只会重复说一句话：举报匪谍，人人有责。

后来僵尸的死也非常有象征意义，它抓到方芮欣后，白国峰大声对方芮欣说，记着这些事只会让你难过，忘了它吧，就当没发生过。方芮欣大声说：我知道记得这些事很痛苦，让我夜夜做噩梦，但我决定不忘记。当她说出这三个字时无脸僵尸映出的她的脸碎裂了，僵尸倒地而死—沾满冤魂血肉的僵尸，利用人的贪生怕死的弱点，自己并无灵魂。任何的J权就是这个妖怪，它最害怕的就是人们有记忆，人们不再放下一切向前看而是牢记历史警醒自己不要忘记它也就没有任何力量了。

大礼堂里审判读书会成员时，下面一排排脸上套着麻袋的学生，电影院里千人一面的麻袋套头，这些画面虽然恐怖，但只是种象征—在白色恐怖时期，信息钳制时期，每个人都是被蒙蔽的。因此虽然观影时效果惊人，过后想起却并不会在心理造成恐吓。电影拍摄手法非常成熟优秀，除了这些明显的象征，还有方芮欣从魏仲廷手里拿过书的一刻，也是在阴间，她划破他的喉咙，从喉咙里汩汩的血流中取出了一本书。梦境和现实无缝衔接。

电影的温暖在于它借张老师之口说出了那些让人落泪的话：很遗憾，我们活不到自酉的那一天了，你们要好好活下去，自酉一定会来到的。以及他对方芮欣说的话：害死我们的不是你（是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你只是被人利用了，你要活下去，活下去就有希望。

经历过228，白色恐怖的台湾人，有资格说今天的自酉民铸是前辈的鲜血换来的。国民党败走台湾后的一系列政策，其实和毛的残酷相去不远，先是在二二八事件中将本土菁英屠杀殆尽，接着又自己斗自己，开始长达三十多年的白色恐怖。

以白色恐怖为背景的电影我看过不少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墙之魇》都拍的非常好，这些电影对当时情形的还原让我们在九十分钟里感受一个军管政全的恐怖，以及自酉的来之不易，这是普世价值，张老师殷老师这种冒着生命危险组织读书会的老师，有一些的确是被CCP收买或者渗透的特务，但大部分只是出于对知识的尊重，对压制言论，妨碍阅读自酉的反抗，就被当作匪谍屠杀了。

非常巧合的是，训导主任在审问老师同学后，最后也是严厉的一句：你能明白吗？

穿越中国的时间之旅-Oracle Bones 读后

记得史景迁写过一本书叫《追寻现代中国》，这本书我没看过，前几天看到有推友这么评价史景迁：

"曾静案，臣工们反复上奏要求极刑，雍正反复下诏说要赦免。史景迁居然说，是臣工们对赦免极为愤慨和不满，最后是雍正迫使臣下接受他的看法。连三辞三让和恩归于上都不懂，这水平和孔飞力、魏斐德并列，不合适吧？"

就以上这个案例而言，中国人了解中国都很难（需要阅历见识以及在酱缸里打滚足够久），更不用说一个美国人了。史景迁在《纽约时报》书平盛赞何伟（Peter Hessler)的这本《Oracle Bones：A Journey Through Time in China》（甲骨文）。

看完后我觉得对中国的了解也多了一些。这本书大致是何伟为不同的杂志写的特写集合，这些杂志包括<国家地理>，<纽约客>等，这些文章虽然是单独发表的，但围绕了一个大主题：传达一个真实的中国。因此经过编辑整理之后结构浑然一体，丝毫不觉得是不同时期写的。

何伟写他在涪陵教书时看到中国编订的介绍美国的教材：美国充满了失业，暴力，有个学生在教室上自习时被强奸了等等，他说，美国的记者在美国写新闻的目的是为了改变不公的现实，小到地方大到中央（水门事件），但写中国的新闻时就充满了猎奇，就像中国编订的谈美国的教材，他用的词是：Voyeurism （窥私癖），我想中外都一样吧，中国对美国也充满了猎奇和抹黑，长期以来，在两个国家普通人眼中，对方的生活都是水深火热。

何伟说他因此不喜欢写（那些猎奇的）新闻，喜欢特写（features），因为特写没有时效要求，可以长期追踪一件事，一个人。可以用第一人称写作，可以深度采访长时间准备--这就是为啥他做了《纽约客》第一任驻京记者。在此之前他挂靠在另一个美国报纸的北京办事处，终日骑着自行车在北京游荡，或者南下北上，体验大地，了解中国。这是《寻路中国》的背景。

因为《纽约客》的稿费非常高，他对生活质量要求不高，发一篇稿就够他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了，因此可以更从容的采访，搜集资料。这也是看这本书另一个感受，旁征博引中外文献纪实加非常多的采访实录。他甚至看了不少盗版DVD去了解911和北京奥运时盗版碟的流通情形。通过这些材料，何伟描写出一个自1949年到2008年以来的巨大变革过程，以及风云激荡中，各个阶层的中国人的命运和选择。

豆瓣上有人说这本书可以说是中宣部敏感词大合集了，的确如此，但上点儿岁数的人（比如我）都明白，敏感磁的词库是逐渐壮大的，这本书也见证了敏感磁逐渐壮大到啥也不能写的程度。

大体上《甲骨文》分古今两部分，古，围绕的是对甲骨文研究的学者，写了49年前后这批海龟的选择以及各自不同的命运，有赵罗蕤，陈梦家夫妇，以及被赵罗蕤劝回来的巫宁坤先生，今写的就比较多了，主要是追踪他以前教过的学生的生活轨迹，还专门写了姜文的一个特写（后来何伟说这篇特写被纽约客毙了，没发表，挺对不起姜文的），主要是拍摄《天地英雄》期间的采访，写了他过去导演的那些电影（大部分都被禁了），深圳一个电台节目今夜不寂寞的主持人，一个畅销书作家，一个换黑市美钞的辛姜人（最后他通过一个中介机构用商务护照去美国申请了政治庇护，在美国展开自己的（外卖员生活）美国部分写了一些汉学家，最好玩的一个教授业余时间办了个网站卖中国字儿（纹身或者艺术品装饰需求）帮取中国名字，居然发财了。

这些故事都很精彩，也很真实，看完令人感动或唏嘘。我很为他那个一直坚持听美国之音学英语的学生感动，他在温州做了私立学校的英语老师，匿名举报了当地教育局泄露试题受贿。也为巫宁坤，陈梦家回国后的遭遇感到唏嘘。巫宁坤最后说也许我没回去的话继续在芝加哥大学做教授，可能会写几本英国文学研究专著，但现在我觉得《一滴泪》（巫宁坤回到美国后用英语写的回忆录）更重要，毕竟研究英国文学的专著很多了，不缺我那几本。

这是他的反思，我现在特别能理解，当年的那批海归，怀抱建设祖国热情的有，想回来谋个一官半职光耀门楣干一番事业的也有。他们的下场都很悲惨，但当局者迷，而且谁能料到回去后再也走不了，是自己的选择，也是冥冥之中不可抗拒的命运之手。

看了这几本他的书后，我觉得何伟首先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总是平等的对待每个他接触的人，长城脚下的小派出所民警，文革时写大字报攻击陈梦家的红卫兵等，他都试着去理解他们的出发点，最后回归到人性层面，每个人都是值得怜悯的；

其次他的感受力非常强，采访不同阶层的人，他能通过对方的表情，反应，回答设身处地的理解对方，因此，像好的演员一样，好的记者也能活很多种人生。

同时，何伟常常突然在严肃的写作中写出非常棒的冷笑话。

例如：新疆人Polat （化名）到华盛顿，晚上在街上用公用电话时被两个黑人用枪顶着打劫了（损失了几十刀，没翻出来藏在里面兜里的几百刀）他一直没跟何伟说这个事，后来何伟才弄明白他是觉得有点丢人，何伟说你做的很对那是被人用枪指着时最好的反应（趴地上，听话）。他说我是新疆人，我应该反击，我在北京胡同里被打劫时就吓退了好几个东北人。现在在这儿，太丢（新疆）的人了。

再例如，采访完台湾的总统大选，何伟写道：中国人非常喜欢吹嘘自己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但对于现实，他们谦虚的惊人：我们还在摸着石头过河，我们需要更多的实践，多给中国一点时间。

何伟向中宣部外交部申请《纽约客》的名片，公章，外交部发给他是：纽约人（Newyorker）；他说，通常中文都叫《纽约客》，海外华人还有中国很多报纸杂志都这么称呼的，对方不乐意了：纽约人更准确。于是他名片上印着：美国 纽约人 何伟，他写道：anyway，我永远都是一个骄傲的密苏里人。(何伟老家是密苏里）

这本书台湾出了完整的繁体中文版，如前所述，作为一个敏感词和敏感事件大合集，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出简体版了。想看的同学或者看台版或者就看英文版吧，并不是很困难。

我发现英文版的副标题有好几种：

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

A journe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 Journey Through Time in China;

如何正确鄙视爱国秀

看了朱峰老师近日几推，一点感想。

朱峰老师大致意思是：很多肉翻的人（或者还没肉翻的）对于国庆日朋友圈挂国旗，热泪盈眶，祖国母亲等等 非常鄙视，甚至挂朋友圈儿。这很不厚道。这些人也是信息壁垒的受害者，现在相当于受到了双重伤害：一是信息封锁的伤害（其实这种伤害当事人并不知道）二是不爱国人士的鄙视。朱峰老师认为大家既然声称热爱民主自由就应该尊重不同选择，尊重别人爱国的自由。

对于朱峰老师的争论大致包括：拥护一个这样杀人如麻的政权，难道不该被鄙视么？不懂得最简单的思考，盲目跟风，鄙视一下怎么了？

朱峰老师的观点有点儿理中客，要是别人这么说，可能就这么一看就过去了。我很早就看朱峰的博客，也一直是津津乐道的听众之一，仔细看了回帖，简单整理一下自己的观点，写在这儿。

像王小波在《警惕文化相对主义》里说的，有很多事并不是文化，例如裹小脚，吃人肉等习俗，自古以来就有，但不应该尊重这种文化。也正如许多年前有香港左翼知识分子说，孩子当街大小便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希望香港人包容一下不同文化。其实，中国的爱国秀这种习俗和以上这种裹小脚，孩子当街大小便差不多，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审美上，都不值得尊重。

另外就是朱峰老师觉得，这种鄙视爱国秀很大程度是在秀优越感而不是像鲁迅先生一样为了唤醒麻木的灵魂。还好，朱峰老师没像我中学同学那样，说我说自己国家不好是想巴结外国人好融入当地生活（其实我要是巴结外国人发中文信息管用么？）

肉翻的人大概有两种，一种就是像我这样，从来也没爱过中国的，感觉生在中国就是个错误而不停的在努力纠正这个先天失误的人。这种人不管生活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会鄙视爱中国的人，并不是秀优越感，起码自己也在国内时没啥优越感好秀。还有一种就是比较中立的，没啥爱不爱（啥高潮不高潮的，乐呵乐呵得了--by 东东枪）。这种人对朋友圈儿集体秀爱国多半是出于审美上的或者专业上的反感—这也太低级了，太肉麻了。这种挂出来冷嘲热讽一下，审美取向大于政治取向。如果有秀优越感的成分也是秀审美上的优越感多于其它。

在国内的人对于被人鄙视自然会不舒服，我现在也不干这样的事儿了，因为确实不礼貌，这种不礼貌有两个层面：第一，对着秃子别撩头发，为啥要给人找不痛快呢。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离不开中国，既然不得不生活在这儿，把它想的好一点儿总比天天给自己添堵更加正能量吧。（不要叫醒我，我愿常醉不复醒）。第二，外国并不是都好，中国也有很多好的方面。也许别人是真心觉得中国好呢。（关于这一点，我写过《野心时代》和《弄潮儿》的书评，我是从这两本书里深刻认识到有人是真心爱中国，离不开中国的，就算在国外很好了也要回来。）

肉翻了的人，或者精神上生活在国外的人（指虽然身在国内，但却要以现代文明要求自己，自绝于国内舆论环境，浸淫国际媒体环境的一类人）是会比较反感十月一日集体爱国这种行为。尤其是肉翻的人，在新环境的冲击下，拿新世界的一切和中国相比，是会有种冲动，分享这个，分享那个，因为找到了精神家园而充满热情的想告诉大家：原来外国的月亮真的比中国的圆！这种热情有时会表达过度，但并不一定是秀优越感--其实很少有人为了秀优越感而移民的。

我移民了两次，两次移民都是基于一个最朴素的认知：有CCP的地方就不会有我的好日子。还有一个就是我发过推的两个凡是（凡是对人民有好处的事CCP一定不会做，凡是有人做了对人民有好处的事CCP一定会取缔）所以在香港闻到味儿就赶紧跑了。我跑了两次（希望不用再跑了），尤其是这一次，很多朋友为我庆幸，我却庆幸不起来，看着CCP毁了香港而无能为力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事，以至于近几个月发了很多推转了很多推，尽绵薄之力。

提一提这个背景是想说对爱国的鄙视我的心路历程。十年前初到香港时受到的冲击我至今记忆犹新（以至于到澳洲我反而有点儿失望）。无论是香港还是日本，德国，美国，澳洲，新西兰，这些国家和中国相比，有些方面不如中国，但总有一个方面一定强过中国百倍就是对个人的尊重，对秩序的尊重，现代社会文明的发达程度。这些，中国根本就没有，在中国，只有集体没有个人，秩序更是原始森林，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现代社会的文明只在非常小非常小的范围内实现了一点点。

当年我心有所感，在豆瓣写了篇关于爱国的文章，骂架骂了三十多页。其实我那篇鄙视爱国的文章，写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岁，姿势算是非常优雅了，只是把事实列清楚，要是二十多岁的我，不知道要抖多少机灵，多少刻薄的言语。（换言之，秀优越感）

现在我已经不做这样的事了，我已经知道观念的可怕，人一旦接受了某种观念，想改变是非常难的，毁掉一个人的方法不是杀了他，而是给他洗脑，把他变成个傻逼。另外，我也感到了环境的重要性（政治环境，商业环境，舆论环境），简单讲就是，只要你仍然在中国求发展—注意，这里是求发展，不是挣扎求存—你就一定会爱上中国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只是被迫还是自愿而已。你看贾樟柯同学最近不是爱的很欢乐么。现在也许还扭扭捏捏，挣扎一两下，再过几年就会爬上来自己欢快的动。真的，你看早年叛逆的张艺谋陈凯歌，现在动的多欢畅。

基于以上的两个原因，我其实是心如死灰了。所以，国庆节这天我发了条这样的朋友圈和推文：今天所有不过集体生活的朋友，都是我的好朋友，也请你们珍惜我—一个从不过集体生活的人。这条朋友圈儿其实不算事心如死灰，多少还冒着点儿烟儿。

虽然我自己心如死灰了，但看到刚到外邦而热情的批评中国的人，我还是表示赞赏，普通人能做的也就是这么多了，冷嘲热讽一下，挂一下，也许能唤醒一两个呢，更何况，这类网友通常不光是冷嘲热讽的空谈，实际证据一大堆：远到八九六四，近到毒奶粉，豆腐渣学校，过期疫苗，瘟疫猪肉。这些东西没有人提就都会消失。

被鄙视的人感到愤怒是正常反应—无论这愤怒是来自别人秀优越感还是来自别人的观点和自己不同，愤怒之后也想一想，八九六四毒奶粉豆腐渣学校可能已经好多年了，快要淹没在中国的长期封杀之下。过期疫苗，猪肉涨价，封锁言论力度天天加大这些总是日日新日又新吧。这种冲击自己观念的思考是痛苦的，非常痛苦，然而，这种痛苦可以改变人的观念一点点，让人进步一点点。

所以，就算真的是为秀优越感而鄙视爱国行为，对于仍在国内的人，也不无裨益。

相信每个中国人对中国的感情看上去都是复杂的，如果想把这个问题变得简单，每个人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如果上天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可以选择生活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你会选择中国还是其它。

最后，挂路灯只是个表达情感的语气词，实际上不管从哪方看，都是个意淫，就不要当真了。

常识

“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产生的，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产生的。前者使得我们能一体同心，从而努力地增加我们的幸福；后者的目的则是制止我们的恶行，从而消极的增进我们的幸福。一个是鼓励我们互相之间的交流，另一个是制造差别；前一个是奖励者，后一个则是惩罚者。

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但说到政府，即便是在它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而一旦碰上它最坏的时候，它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

“

以上是托马斯。潘恩的小册子《常识》里开宗明义的一段。每个中国学生都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中有类似的章节，只不过很多人善于背书考试而不善于理解罢了。我历次考研都衰在政治上，就是因为我对于不理解的东西记不住。后果就是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些我理解的部分，比如，马克思也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警察监狱军队都是暴力机关。

「在任何时候支持警察都是傻逼。因为警察执法如果是公义的（得到人民授权的）不需要你支持，如果是不公义的（枪口指向人民的），下一个打的就是你，不想把这句话说三遍。但这就是最基本的常识，警察是暴力机器的一种，在任何社会都是。警察拿着高薪厚禄和枪。不需要谁的支持。」

我说这段话正是基于以上这些常识，系统的论述估计也没人有耐心看，我就不赘述了。一切争论都是概念之争，或许把一些概念写清楚争论也就消弭了，没有消弭的那些争论则就是我口中的傻逼了。和人争论如果只是为了争胜负，死拗也不肯放低，自己不会进步，死抱着自己的脸面过吧。我也不想和这样的人争论，我希望争论是有所收获的。有许多人观看争论而不发声，在读双方论据时有所收获。这是我愿意和人争论的原因之一。我不是你爹没义务让你学习，进步，我也不是你老师，更不是你上的付费课程负责人。

我只是坚持我的原则，我的原则是，我骂谁傻逼从来不是像那些傻逼小粉红一样死妈死爹的一句，我从来都是骂一句傻逼，给出充分的理由。所以，争论到此为止。

警察与普通人

警察的诞生有几种说法，其中一种是说最早是贵族付钱用来看家护院抓贼的人，后来演变成了警察系统。警察系统是政府的一部分，国家的一部分，是暴力机器的一部分。用村上春树文艺的说法：是高墙的一部分。而普通人，在任何国家体制下，都是被专政的对象，都是鸡蛋。这一点应该不用争论。

警察不是普通人，是暴力机关的一份子，手中有枪，政府赋予它开枪射杀普通人的权力。所不同的是，在民选政府，这个权力和政府的权力一样是关在笼子，受到多种条件制约的。而在专制国家是想怎么开就怎么开的。比如，香港警察开枪的指引写的很详细，美国多起警察打死黑人的案件关于何种情况下开枪都是法庭争论的核心，最后也有不少警察因此入罪。

因为警察这个职位有生命危险（尤其是在美国），执法又需要遵循很多程序（以避免冤假错案以及滥捕滥用暴力），有过度执法而犯罪的风险，所以，警察是经过严格训练的，警察的职业发展也是遵循严格的发展道路晋升的，警察的工资也是非常高的。

警察的工资开支是从普通人纳税来的。因此警察为市民服务市民不需要感恩戴德，相反，如果警察也有KPI，那么警察过度执法或者破案不力则需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得不到升职，或者需要坐牢）；普通人在必要时需要支持警察的工作，例如做目击证人，提供破案线索等等。这工作像每个人的工作一样，是职责所在。就像有人高举旗帜上街支持程序员一样奇怪，普通人高举旗帜支持警察也很奇怪。

有人说你不需要警察吗？你被打了被偷了怎么办？我需要警察，但这是他的职责。不是我支持他的理由。如果我被打了被偷了，我会报案，警察需要破案，案子破的快可以送个锦旗，破不了案是没尽到职责。

普通人（市民），纳税人，暴民

人的天性是追求幸福这个应该没有争议。人想过幸福的生活，没有人想自己的生活充满暴乱，即便有也不会是社会的主流，成不了气候。当社会的主流是暴乱时，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社会已经不适合大部分人，因此，先有暴政才会有暴民。还记得《武状元苏乞儿》结尾时皇帝对苏乞儿说，你这个帮会这么强大，对我是个威胁啊，解散了吧。苏乞儿说，皇上，我的帮会有多大取决于你啊，如果人人有饭吃，谁愿意做乞儿。政府有很多机会避免今天的局面，但不但没有做还有持无恐的火上浇油。

警察骂了一句你住公屋有什么地位？这是一句非常白痴的话。我且不说香港多少巨富政要明星是从公屋走出来的。就谈纳税人，普通人，社会地位。林郑月娥也曾说过这些年轻人不纳税，不是stakeholder。这个认知多么肤浅！

任何一个人都是社会的stakeholder。比如，你是一个清洁工，拿最低工资，住着公屋（政府资助房屋），没有纳税。但是，你的清洁工作是你整个公司的一部分，你老板给你发的工资低（在澳洲各种职位工资都不低，近乎都要纳税），但他交税了，他交税其实即是你交了税，因为没有你这公司也无法正常运作。青少年是社会的未来—这句话每个领导人都挂在口边，但在这时候，却认识不到，说青年不是stakeholder了。多么荒唐可笑。

香港警察

香港警察的口碑转好是最近三四十年的事，以前的警察有多黑暗即便不了解历史的看过港片也能明白个大概。后来英国政府在港成立廉政公署，警队得到整治，警察形象开始扭转，其后成立公共关系科，开始和TVB合作拍摄了很多警察形象正面的电视剧（梁朝伟，刘青云）才逐渐扭转了警队形象。为何香港市民如此愤怒，就是因为对警察的形象感到陌生。

庶民的热情

有一类人，比如说胡平，说不应该支持暴力，鼓励年轻人去送死。这也是杞人忧天。尤其是胡平发出这样的评论令我非常诧异，大概时间过去太久了， 他已经不记得八九年庶民的热情，这热情一旦变成主流，是根本不需要谁鼓动的，而且也无法遏制。你写两句推文，几篇文章就能鼓动人上街送死？太高估自己而太低估他人了。

2014年占中时，只要你是一个香港人，走在香港街头就能感受那种热情，现在我离开了香港，但我能感受那种愤怒，激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激发的使命感和勇气。二百万人游行，不顾生死的那些前线的年轻人，都是庶民的热情。这种热情不是一个场外人士可以左右的。

暴力破坏

大家都看到了星巴克被砸毁地铁站玻璃被砸烂，很多人感到愤怒，觉得这些追求民主的人太暴力了，警察应该镇压他们。这种认知的肤浅在于根本忽略了形势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为何在今天的香港，评论香港的理中客分外令人恶心？因为理中客的那几招：争取权利也要和平啊；暴乱时不对的。你们这样争取到民主之后会杀掉我们这样的人吧。

香港人为了让共产党兑现自己的承诺，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和平非暴力的游行，占领中环，游说国际社会，结果呢？不但什么都没有，反而变本加厉了。今天普通人的暴力是对警察与黑社会暴力的反应。而且平民的暴力不是无差别的，破坏的地铁站是政府资产（最大股东），破坏的商铺是公开支持警察的商人的商铺，普通人的家，没有立场的商铺，都没有受到任何破坏。相反，警察无差别打人，抓人时故意折断胳膊压断肋骨的视频，普通人只是在街上走（甚至是支持警察的人）都被打的血流披面的场面，这些理中客视而不见。这种行为，和林郑月娥去慰问一个闸机毫无二致，冷血到禽兽不如。

很多人喜欢说美国，美国是有持枪自由的，所以情势不会发展到今天，如今禁枪的呼声日益高涨但仍不能扭转这个美国的立国之本。中国有几年也曾经学过美国说：把权力关进笼子。把权力关进笼子是需要分庭抗礼的权力才可以的。我至今仍记得看《燃情岁月》（The legend of legend）时的激动。面对暴政时，持枪权是多么重要。没有枪，你只会是高墙下一个被压碎踩入地底的鸡蛋。

大致就是这些。傻逼还是不要自证，请绕行吧。 

当程序正义背离情理正义太远时，私刑处决就变得合情合理

幼儿园虐童丑闻爆发之际，有女推友提到一部韩国电影《奥罗拉公主》，讲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复仇的故事，连夜找来看了，看完感觉特别复杂。可以说血腥，暴力，惊悚，但又令人唏嘘。这电影是个女性导演拍的，身为父母，对情节的理解尤其深刻。

她讲述了一个33岁的单身妈妈，因为一宗小的交通意外，被肇事司机纠缠，迟了去接女儿，电话委托店里同事照看她放学的女儿，该同事是一个老板包养的小三，为了赶时间做美容，把店锁了，让孩子在店门口等妈妈，孩子等了很久妈妈都没来，自己打车回去，但路上因为告诉的士司机不够钱，被司机扔在马路边，夜色渐深，小女孩儿孤单无助，伤心的哭起来，坐在路灯下等妈妈时，被一个路过的富二代变态载上车，奸杀后抛尸垃圾堆填区。案件很快审结，富二代动用知名律师，制造了精神病例，被判入精神病院。女孩儿妈妈辞去原来的工作，开始杀人，分别杀了女儿同学的继母（因为女儿告诉她，同学说继母没事儿就打她，她很可怜），出租车司机，小小的刮擦就纠缠她很久导致她迟了接女儿的烧烤店小伙，把女儿关在店外的前同事及其包养人。每次杀完人，她都会放女儿最喜欢的奥罗拉贴纸在作案现场。

后来，她的警察前夫猜到是她作案，在关键时刻，解救了律师，配合警方抓捕了她。她被判关入精神病院，前夫去探监时，暗暗把刀片放在《圣经》皮壳里，并暗示她，她拿着刀片在精神病院里杀掉了奸杀女儿逍遥法外的富二代后自尽。前夫则在外面杀了那个知名律师。

故事并不复杂，甚至给观众漏洞百出的感觉，比如，一个小女孩儿这么容易走丢吗？警察会不管吗？为何出租车司机不把她载道目的地再收钱呢？她难道没有打给前同事并报警积极搜救吗？

其实如果明白导演的用心，这些看似漏洞的情节就变得合理了。导演其实想说的是，每个普通人的一点点自私的行为，最终累积起来，在时间巧合之下，害死了一个无辜的可爱的小生命。显然，这里的每个人都没想到孩子最后会死，甚至包括那个变态富二代，但最后小孩儿死了，她们也都积极的配合警方，拼接出了整个事件，他们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环，而且，他们只是自私而已，并没有犯法。导演故意利用一些情节把这些人物“丑化”了，例如那个小三儿大声呵斥送外卖迟到的阿婶，并且推掉了叫的外卖。继母对不是自己亲生的小女孩儿拳打脚踢，这些情节展示后，女主角的复仇，更多了重替天行道的意味，甚至导演最后安排她的警察前夫对司法系统和信仰（他女儿死后，他准备去做牧师）彻底失望，参与到和前妻一起的复仇行动中。

我说看过后感觉复杂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关于情理的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纠结。在程序正义中，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罪不至死，但在情理上，又非常理解这个母亲的怨恨。她杀每个人时，那些人都是懵懂的，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尤其是第一个，继母，她觉得自己不过是在管教孩子。她那自以为是，极度自私的前同事，甚至在整件事发生后一点愧疚之心都没有（她甚至对情夫说，既然要离婚就别要孩子啊，真是麻烦），自私自利的小烧烤店主，就更普通了，在韩国这个社会，他没有对女性的尊重，一点车的刮蹭就对女性粗口连篇，也符合韩国国情。可能到死他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以为自己只是贪图美色，死在一个疯女人手上。这位母亲可以连杀几个人也反映了警察的平庸无能（警署内的懈怠，吊儿郎当，也有所表现），她杀那些男人时，除了出租车司机是用电击防狼器，其它的都是利用自己的美色。可见没人经得起诱惑，尤其是那些自私自利的人。

回到程序正义和情理正义这个话题，当司法保障的程序正义和情理正义相去太远时，难免令人产生正义不张，恶人逍遥法外的感觉，人类社会越来越文明，这种背离就越来越远，宗教和法律上都企图让大家相信，恶人遭受的惩罚不是死，而是让他活着饱受折磨，我觉得这难免太天真了。好人才会受到良心折磨，会感受到良心折磨的人，很少会犯下难以弥补的大罪。而杀人越货，奸淫幼女的恶人，心如铁石，自私至极，根本不知道有良心这回事，也更不会受到什么精神的折磨，他们唯一的恐惧就是死亡，他们希望能够活着，找机会出去，继续作恶。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执行私刑处决是可以理解的。法律给不了我一个满意的说法，我只好给法律一个说法了。

我曾经看过邱礼涛导演的一部三级片《惊变》，温碧霞，任达华黄子华主演的，当时的宣传是温碧霞唯一一次全裸演出。我特别喜欢这部电影，当然不是因为它是部三级片，它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个女人用自己的美貌，周旋于绑匪，想图自己家产的老公，老公的小三之间，让这些男人女人互相猜忌，她甚至色诱老公派来的绑匪，让他彻底爱上她，同情她，最后他老公依靠精明的律师脱罪时，绑匪开车直接把他撞死在法庭外，并反复碾压，当然绑匪为自己行为负责，判了终身监禁，她守住了自己家族的产业。除掉了老公，老公的小三。期间她的孩子也在争抢中摔到地上死亡，也是从那一刻，她决定把这些人都杀了。所不同的是，她非常精明的安排了一切，以至于从程序正义上她也没有任何过失，只有黄子华饰演的警察洞察一切，但他并没有说破，甚至暗暗的，他觉得这是最好的结局--比警察分析，法庭审判的还要好得多。他只是暗示了一下温碧霞自己什么都猜到了，挥挥手，目送她自由的离开了。

《奥罗拉公主》这部电影看到快结束时，我没料到剧情的反转，这个反转令我非常意外和振奋，我甚至希望导演更进一步，让前夫把她保释出来，两人继续生活在一起，像双侠一样，在法律之外，做个替天行道的人间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