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割据虽已矣--《蒋经国传》读后

 看完了陶晗写的《蒋经国传》，这本书据说史料丰富考证严密，访谈了数百蒋经国身边人和历次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虽然没到隐恶扬善的程度，但也把蒋经国写的太好了，以至于我翻出来《李敖自传》重新看了李敖对小蒋时代的记录作为平衡。

在华人世界里，蒋经国的确是少有的有魄力的政治家，但我看到的《返校》，《悲情城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难道是台湾人虚无的幻想吗？ 无论是《悲情城市》里从监狱里传出的血衣“你们要有尊严地活，父亲无罪”，还是《返校》里高大的僵尸一遍遍重复的那句恐怖的“检举匪谍，人人有责”都深深的留在我记忆里，每年228我都会想起梁朝伟带出来的那块血迹斑斑的布。《悲情城市》反映了本土精英的反抗（他们大多来自日据时代，受过好的教育，坚贞不屈，宁折不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返校》里，窥见的是舶迁来台的外省人，在白色恐怖下，不可摆脱的“匪谍”阴影。

这些历史，白色恐怖，争取自由的种种事件，在《蒋经国传》里太轻描淡写了，当然大家都理解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台湾面临的危机，书中也详细的交代了白色恐怖开启时的迫切性，但举了一个例子说明蒋经国是充满人性的。1942年起就认识蒋经国的一个军官报告蒋经国妻儿都在大陆，他想回去，蒋经国说可以给你再找个太太，他说深爱家人，希望能回去，蒋经国说你退下，不要再说了。过了几天这名军官接到调令，调往香港，他于是从香港回中国了（但此君后来的经历大家应该能想象到，经历了一系列的肃反，反右清洗，文革浩劫，不过他命大，竟然活下来了，1996年陶晗在南京访问了他）。但这个特例说服力太弱了。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要拿蒋经国和中国这群二代比，这些二代差的太远了，像薄熙来还有包子，加一块儿也没法和蒋经国比。这可能和蒋经国早年的经历有关，他很早就离开中国去了苏联，年轻热情的小蒋那时是非常狂热的左翼托派分子，本书作者没有明确说蒋经国在苏联时的反老蒋行为是出于无奈还是发自真心，我相信二者都有，但蒋经国在苏联的经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是让他认清了共产党的真面目，热情天真幼稚的左翼青年，加入共产党后通常走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是尝到权力的滋味儿自己也变成魔王，一个是理想破灭后理智的退出并终身对共产主义病毒免疫（当然也有扭扭捏捏两头不到岸的悲剧人物）。蒋经国李登辉李光耀和奥威尔都属于后者，只有深入其中才能认清共产党的恐怖，恐怖过任何黑社会组织，读读《红星照耀中国》《地球的红飘带》《摩托日记》，觉得自己天真热情，反抗资本主义，心忧天下受压迫阶级的年轻小傻逼是无法真正理解的。李光耀李登辉是人世间反共最彻底也反共反的非常成功的政治家，也都和他们年轻时的共产党经历有关，深入其中才知道七寸在哪儿，每次都可以防微杜渐，消灭于萌芽或者根本铲平它诞生的土壤。本书里有一个非常好玩的细节：台湾国民党开会提反攻大陆时，一个老国民党对蒋经国说必须得加速，一个年轻人一旦被共产党统治三年以上就基本废了，成傻逼了，再也救不回来了，蒋经国向他眨了眨眼，不无幽默的说，是吗？这么严重啊（他被共产党统治了十几年）。

本书记录了几个蒋经国和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之间的事，其一是反托派运动时对他老师的迫害，他也要被迫划清界限，其二是他举家逃离苏联时已经上火车了，康生还跟着，让他发电报回去苏联揭发他一个党员朋友（算是交投名状），那是他最后一次听命于共产党。

但蒋经国身上始终有左派的印记，蒋介石派他去治理地方时他的作为其实非常共产党，劫富济贫，严刑峻法。和共产党不同的是他自己并不贪恋权力也不享用特权。这种做法在乱世当然是有用的，快刀斩断旧社会，之后再行公平公正。他禁鸦片时抓了个地主，此人家属星夜派人去找蒋介石求情，蒋经国知道后提前把他处决了，蒋介石的信到时人已经毙了。足见他的杀伐决断。后来在上海也用差不多手段。他对台湾的治理则要缓和的多，整个过程权衡各方利弊，做了不少妥协。国际形势瞬息万变，蒋经国在几个关键点上（越战，韩战，中美建交）做的决策都不错。乘着国际经济发展大势，台湾经济起飞，人民安居乐业，反攻大陆派逐渐老去，退出历史舞台。在国民党元老和本土精英势力（李登辉）之间，蒋经国也有很多难处，但他处理的小心翼翼基本算是圆满的。作者采用的评价体系我非常认可，国际风云真的离普通人太遥远了，普通人就是想在战争之后过几天太平日子，蒋经国的许多决策都是从此出发，甚至打压了不少鹰派军人旧部。作者在《经济起飞》一章结尾写到：1970年行将落幕，台湾多数人民根本不太介意世界局势，他们只顾快乐过日子，做生意。美台贸易已超过25亿美元，高雄加工出口区共有120家制造业，生产工厂整天忙碌。这一年，全台湾工业生产增加了17%。

而1970年的中国，诸位可以想想是什么光景。

蒋经国也时时处处警惕滥权和结党，这和他在蒋介石麾下时的经历有关。派系林立显然一点好处也没有。他解除追随他多年的王昇的权力时颇有杯酒释兵权意思，一降再降，最后派王昇去巴拉圭做大使--应该是可以放逐的最远的地方了。他这么做一方面是打压王昇的势力（刘少康办公室），另一方面也是保护追随他多年的人，免得卷入更深的漩涡到时候就更难赦免了。中国历代帝王都精通此术，在宫斗激烈时把一些股肱之才贬斥到远离权力中心的地方，免得他们站错队，斗争结束，胜者自然会惩治一批站错队的人，他们可以回来拥立新主。

最后，独裁国家里，最考验一个政治人物的，是他选继承人的眼光。蒋经国选择李登辉有多种传闻（有种传闻说因素之一是李长得高大威武），但历史证明他选对了人，在中常会要通过李登辉做党主席前一天宋美龄（代表国民党元老体系）都还企图反对，但宋美龄发现自己已不能影响决策后果断退出政治舞台，离开台湾，很少再回来。宋美龄在思想上应该和李光耀接近，都觉得统治者需要统治人民而不是给人民民主，当年她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风靡全美的高光时刻，美国举国经历工人罢工，罗斯福夫人问她遇到这样的全国罢工，你们怎么处理，她非常轻松的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在这一点上，蒋经国跳脱了中国统治者的文化宿命，没觉得谁不配民主自由。而且，他向来不太介意别人骂他，1987年，他健康状况已经非常差，但还坚持要参加“行宪”纪念日大会，当日民进党鼓动群众抗争，形势紧张，他仍然参加了，并且心情不错，此后不久，时任新闻官的宋楚瑜给他看过一个杂志封面，该封面报道说蒋经国有意给自己兴建一个豪华的纪念堂，他看后笑笑说，我连给自己盖栋房子都没有，干嘛要盖个大坟墓啊。蒋经国和李光耀私交甚笃，李光耀甚至充当了几次蒋经国和邓小平的传话人。不难想象李光耀肯定不止一次和他讨论如何统治（华人）的问题，而他显然也没有采用李光耀开明独裁的方向，这一点，他的眼光的确是超过李光耀的。他把台湾交给李登辉，对自己子嗣也都有安排，虽然也难跳脱父亲的局限。

离蒋经国最近的人物他的发妻蒋方良拒绝接受采访，她真是个传奇人物，跟着蒋经国回中国学会了宁波话，在台湾时也常和宁沪的朋友打麻将，聚会，自始至终不参与政治。英雄割据虽已矣，国民党共产党及其遗产影响着同一片天空下的中国人，在蒋经国的选择下，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至少有一部分慢慢的和文明世界接轨了。

与其相信灵魂的不朽不如相信爱请的永恒

 

看了一本伊凡克里马的小说集《一日情人》，同为捷克作家，伊凡克里马简直是昆德拉的反面，昆德拉写了好多小说，大意是：人生如梦幻泡影，没什么会永垂不朽你只能努力紧紧抓住灵魂的自由，再无其他，爱请，政治，罗曼蒂克，忠诚背叛，我啥都看透了，我给你讲一下，但可能你看不懂，不如我用这个故事给你们讲解一下；伊凡克里的写作大概是：我非常脆弱，敏感，多情，一颗投入水面的小石子都可以让我澎湃，我像一个春天的花朵，碰巧长在了春天里，我愿意真诚的给你们讲讲我的内心世界。

即便不是先入为主，我仍会喜欢昆德拉多过伊凡克里马，二十多岁时我是看不懂昆德拉的，或者说，那种喜欢是种名言警句式的喜欢而不是真的理解，当我亲历过自由被破坏，人心撕裂，才真正理解昆德拉的智慧，我对智慧的感激远远多过刻骨铭心的抒情。但伊凡克里马的真诚的确打动人心，他这些小说写了青春萌动的男孩儿，热烈又不知所措的青年中年男士，以及神秘的成熟的女性，这种比较并非刻意，在法国电影里和这本小说里，就恋情而言，女性大胆热烈成熟，爱的轰轰烈烈，分的干净清爽。男的则总是充满了犹豫，不甘，矛盾。克里马笔下各种经历真挚而细腻，即便没有二战和战后东欧被共产主义荼毒的历史背景，仍然是动人的。融入这些背景则令同被共产流毒贻害过的人，发出苦涩但会心的微笑。

《米利亚姆》写一个在集中营生活的少年，因为派发牛奶给他的女工总是多派一些感受到了爱情（当然等待他的只是失望或许还有死亡），开篇写了男孩儿姑姑的婚礼，他写到父亲在婚礼上致辞：任何时代都不至于糟糕的一点儿好事都不会发生，比如这对新人的庆祝仪式。祝福的结尾，父亲引歌德的诗：悲惨的有爱的生活总好过孤独一人的快乐。而今天看这篇小说的我们知道，这个时期是后来那骇人苦难的开端，在这篇小说里，小男孩儿没有机会向女孩儿表白，而姑姑姑父被送进了集中营。

《我的故土》写的是一个雄心勃勃要成为伟大作家的男孩儿，用心观察身边的世界和人物，他读了好多经典名著（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莫泊桑），自以为已经成竹在胸，必将写出人类灵魂深处的爱与信仰，但当他真的参与成年人的生活，震惊与失落无以复加，事缘一位同住在一个旅馆的成熟美丽的魅力少妇，在和他一起看演出时偷偷拉他的手，后来她借口借书到他房间，他们接吻了，男孩脸热心跳，于连上身。但晚上他就听到少妇和医生丈夫在隔壁房间热烈的做爱。后来他陪少妇去看一个她丈夫的病人，他细心的观察到这位病人与少妇有染，后来病人肺结核死了，她们一起出席了葬礼，少妇伤心落泪，而此刻的少年愤怒震惊屈辱：他不能明白为何一个女人可以同时为情人落泪，和丈夫同床并且和他搞暧昧。而这其实是一个男孩成长的开始。

《真话游戏》和昆德拉的主题比较像，在大家都不得不撒谎的年代，人和人的信任是非常难建立的，即便有爱，那些彼此的试探也让人心碎。这篇小说里轻描淡写的介绍神秘女子的背景，爸爸被抓，祖宅没收，妈妈再嫁，后来穿戴整齐回到祖宅跳进湖中自尽。而对女子心生爱慕的文学系教授还在拿“诗人以他的阶级方法将民族分成了两个阶级，而无产阶级必胜”的《文学史概要》试探她。真话游戏里没有赢家，最后神秘女子消失在他的世界，他不清楚究竟她是被迫监视他还是他自己的受迫害幻想。

《走钢丝的人》写从小看走钢丝杂技时复杂的感觉既觉得钦佩又恐惧，那是你面对生活时的感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向下望去如望向深渊一样恐惧眩晕，如果是村上春树，写到这里小说已经写完了，毕竟这个意向已经够翻来覆去的玩出花来了，但克里马毫不在意，他也没把这当作多了不起的隐喻，而是继续写了一个男人和朋友女友的恋情，她们彼此相爱但女方不想背叛男友而男方也不想对朋友横刀夺爱，但最后还是发生了，当女方终于下定决心，男方却开始犹豫，故事在女方病榻前结束了。这段三人关系，克里马写的细腻动人。

这个集子里还有几个短篇，没有中篇丰富。

性福之路

 

人们低估了性高潮对人生的影响。罗素写过一本给大众看的哲学书《幸福之路》，在这本书里他回忆自己青少年时期宗教带来的消极影响：那时的生活观念受宗教影响很大，他说当自己开心时觉得是有罪的。在那种压抑之下，人很容易过分自我关注，因为你不能关注别的东西，而自我关注是一切不幸的源头。正如本部电影里艾玛汤普森演的南希小姐，她教宗教课，估计还是女校。她认为女孩儿穿短裙露大腿是罪恶呢，为什么呢？她说的原因是：会令男教师坐立不安，想入非非。性工作者里奥温和的告诉她，你知道吗，女孩儿穿短裙和那些男老师一点关系都没有。她们根本不是为了影响男老师。南希大为震惊。

罗素接着写，一根香肠不会过分关注自己是一根香肠，它最重要的意义是是否好吃，被人吃掉。人如果能减少对自我的关注，多关注别人，从而培养开阔的心胸拥抱一个更大的世界，他肯定不会陷入自怨自艾的境地，也很少会对月伤怀下雨落泪，这种外向的生活是幸福的重要保障之一。

我十九岁看到《幸福之路》，受益终生。十九岁的我，正是一根自我关注的香肠，我的自以为是伤害别人，同时也被别人的误解伤害。我天资鲁钝，真的学会倾听和观察已经是五六年之后了。我要说一句从此之后人生大不同了也不为过。

人们有时低估了性（跟谁不是过，不就一哆嗦？），有时又把性看的太重，把它作为征服的象征（处女情结）。弗洛伊德的理论颇有道理，他认为人类作来作去，百转千回，要死要活，要革命要阶级斗争，砸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都是性欲作怪。（虽然中国历史已经证明阉了一样会闹革命）。性未必有弗洛伊德分析的那么重，但性欲得不到满足和畅快淋漓的人生，总会有些不同。

我震惊于艾玛汤普森对南希这个角色的演绎，她以六十之年出演这样一个角色的确是才女本色，凭她的才华，把这部只有两个角色的室内性交易电影演的如行云流水，让人感到慈悲。南希是一个压抑自己感情和性爱三十多年的五十多岁女性，儿女都大了，丈夫也去世了，她觉得要探索一下人生的可能，首先解决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她五十多年来都没有过性高潮。电影没有明确交代她是不是得到了高潮，但我们从她温柔的笑靥，勇敢的对昔日学生道歉，可以明确感到的确如她所愿，她回到了十六岁，并且是十六岁她开心的时光（她原话是十六岁is awful，except that part），十六岁时她跟随父母去欧洲旅行在酒店看到一个年轻小帅哥服务生，一见倾心，晚上睡不着在公园又碰见他，他的手指触碰她裙下，而她春情荡漾，这是她前五十年人生里最接近高潮的一刻，一辆车发动，车灯照到她们，他们逃走了。这是她的心结。后来她结婚，教学，养育儿女，度过三十年平凡的婚姻生活直到丈夫去世。

从第一次叫鸭时的紧张，兴奋，欲言又止到最后翻云覆雨三十六式，观众看到一个人从心灵到肉体的重新怒放，最后她对里奥说，再见，感谢你的优质服务，我不会再约你了，她应该不需要再约里奥，因为她的人生开始绽放，会有更多不需要付费的性生活了。

没有性高潮只是个隐喻，弗洛伊德觉得一切行为都是性的隐喻。但文艺作品里，性经常作为其它行为的隐喻。没有性高潮的南希不仅没有性高潮，也没有对造成她困扰的生活的反思，她从未尝试从别人（比如自己子女）角度思考过问题，比如，她从里奥这里得到了五星服务，不光是活儿好，他的善解人意，总能说出恰到好处的恭维，南希感到由衷的开心，但她遮遮掩掩的总想指出从事性工作是低贱的工作，你这么优秀为什么要做这个？( “嫖客”都喜欢劝人从良，无论男女)

里奥说，你快乐吗？

南希：我很快乐，你简直一流

里奥：我也很快乐，这不是挺好吗？

南希：是吗？你不嫌弃我老？你遇到过最老的多少岁？

里奥：82岁。

里奥遇到过各种人，有人要他陪着看电视，有人要他陪洗澡。他说，我的服务是满足你的范特西（fantasy）

同样的，当她遇到自己昔日的学生在酒店做服务生，女生认出她，她下意识的说：看来我教的不怎么样，不然你怎会在这儿工作。（其实她是教宗教课的，对女孩儿的未来职业可说影响甚微）。

正如买春也要列表一样，她的人生被太多规范约束，思想从未打开，在里奥嘴巴的帮助下，她的肉体和精神都得到了一场洗礼，获得了新生。她对里奥说你真是性工作者中的圣人，绝不是浮夸的赞美.

什么是圣人？朝闻道夕死可矣。

雄辩胜于事实的时代

好的导演都是超前时代的，尤其是知识分子型导演，他们总能先于普通人感触到时代的脉搏，并用镜头语言表现出来。去年看《Gone Girl》后，我写了篇观后感，标题是《人闲是非多》，大致就是说这根本不是一部关于婚姻和感情的电影，大卫.芬奇想表达的是他对一个娱乐至死时代的感觉。我当时写，你婚姻出轨是一件事，你是个普通人，你能想到的婚姻出轨导致的后果里，肯定不包括一群人在你家院子里点蜡烛，以及，卖薯片的忽然揽着你来了个自拍，以及你的狗血故事可以卖那么贵。

随着川普的当选，《Gone Girl》上映两年后，我们越来越清晰的看到这个时代的荒唐，春江水暖，李安这种敏感度极高的导演不可能感觉不到。《半场无战事》和《Gone Girl》异曲同工，反战，战后创伤，都是表面，和《Gone Girl》里的狗血爱情一样，根本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是你亲身经历的痛苦，成为大众消遣的狂欢。你变成了一个消费品。有些消费是直接的，让你穿的花花绿绿，上台和袒胸露大腿的拉拉队一起跳舞，有些消遣是隐蔽的---一个姑娘因为你是战争英雄而下意识的爱上了你。。。。头上的光环。对比利的俊美，单纯，魁梧健硕的身形，她没有任何表示，她爱的是一个勋章，一个假想的比利.林恩。很显然，她对林恩的爱，像她养猫自拍，喝咖啡自拍，在景点自拍，和明星自拍一样，只是个不切实际的心血来潮。社交网站上的一次炫耀。

这样的时代，明白人是痛苦的，比利.林恩很痛苦。

著名知识分子导演伍迪.艾伦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在《爱在罗马》里，他莫名其妙的塞进去一个荒诞的人物，一个荒唐的电视节目：大街上随机找到一个人，把他打造成明星，一时间，他成为城中热话，记者围着他问早上用什么牙膏，先刷牙还是先剃须？他说先剃须。然后记者们如获至宝，奔走相告：天哪，XXX原来是先剃须再刷牙的啊。他也飘飘然成了名人，告别了毫无光彩的生活，做了几周明星。节目组接着再随机找另一个人。著名导演贝尼尼担起这个角色。（当然对片中另一个每个明著都知道点儿，每个诗歌都能弄两句的绿茶婊的塑造也可称完美）

这个情节看着荒诞，其实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川普的当选一个重大意义就是让媒体可以好好反思。在这个时代，社交媒体让雄辩胜于事实。前天晚上香港特首候选人第一场电视辩论，林郑月娥雄辩滔滔背了很多数字，显得她很专业，很懂管理一个地区。好像在气势上压过说话慢吞吞的曾俊华和有一点准备不足的胡国兴。事后，没有一家主流媒体去调查她说的那些数字，是不是真的，是不是涉嫌利用职权泄密。只有一家网媒做了Fact check。只Check了一个显著错误的事实（她是雇过政治助理的，只是辞职了而已）

这样的时代，原本的伦理全都被颠覆了，是一轮新的混乱。我记得看到李志的一篇访谈说，我其实没什么天分，但你们搞音乐的都太懒了。原本分内的事，没有人愿意再去做，做到了的，变成了奇迹。人们不在关心事实，不再关心头顶的星空和脚下的污泥。二十年过去，如今，经济学还是解释一切的唯一理论，主流理论。Don't argue success。罗振宇说别去管别人怎么黑你，市场才有资格论成败。多么振振有辞：我每年有一亿的营收，难道这还不是成功吗？

今天早上看到冯克利访谈里的一段话：

【马克思有一本书——他的别的书我觉得都不值得看，但这本书应该看——《波拿巴政变记》，这本书写得太好了。里面讲述拿破仑三世那个时代，法国人政治理想的丧失，老百姓像无头苍蝇一样，社会上存在各种投机倒把现象，因为到处都是体制里的机会，体制外的机会。和咱们中国今天的局面有很多相似处。】

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用食品做比，体制外的咪蒙提供的是麦当劳，看上去很好吃，甚至很有营养，体制内的一批洗地党，是三聚氰胺，有害你还不能反驳。

然而，我已活到这个岁数，早已不再被这些浮云遮住眼睛，但满目都是网络热词的时代，总是令稍微见识过点儿汉语之美的人心生难过。

想起我的青春期第一次听到《国际歌》就是唐朝的摇滚版，而如今的年轻人却极有可能从《青春版红楼梦》开始对这部伟大小说的朝圣，觉得荒诞也觉得这种“七八年又来一次”的宿命的蹂躏令人哀伤绝望。

我现在生活在一个暂时自由的地方，客观上远离了各种喧嚣。有时我会想，如果还在中国，我会干什么？我大概会把这个时代当作另一场十年浩劫，切断我的网络，自绝于社会与人民，闭门读书。读那些数十数百甚至数千年前写就的，一直也没有时间去读的中外经典。

死寂之城--武肺采访录

 

看完了慕容雪村的新书《Deadly quiet city》，本书主要内容是慕容在武汉解封后潜入武汉做的一系列采访，他采访了很多人，八个章节写了八种人：武肺爆发时的医生，医院的清洁工，封城期间的黑摩的司机，疫情封城期间去武汉的义工志愿者，异议人士（张展）和黎学文，亲历武肺并康复的两个人，武肺时失去女儿而变成上访者的母亲。这些记录真实再现了整个世界为之剧变的一刻，短短半年里的混乱，惊慌,无助，绝望以及每个人的选择，从而透视出中国共产党这套充满矛盾的巨大的官僚机器，在武汉这样的大城市里，紧急事件中如何进退失据，顾此失彼，事后又粗暴的镇压，无耻的粉饰。

本书的采样非常全面（甚至某些章节里采访了管理阶层，只是最终他出于安全考虑不同意放在书里），在自媒体喧嚣，主流媒体失声的今日，这些记录尤为重要。把这众生相记录成书以备后来者参考，这是有头无尾，半真半假的短视频，贴图对话，无法做到的。

同时，这平静冷酷的文字呈现出的是真实的中国人，和大家的刻板印象不同，在中共治下的中国人，尽管在多年文治武功之下，盲目的爱国，失去自我的岁月静好，在混乱时手足无措丢了性命。但另一面，你会看到中国人和其它国家的人没有太大分别，即便在危难时也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热爱父母孩子，有为公义挺身而出的人，也有不顾危险去做帮助人的志愿者，即便沦为黑摩的司机的曾经风光过的赌徒，每天靠开黑摩的维生，仍能在危急时刻不收分文帮一个聋哑人回去参加妈妈的葬礼，这位聋哑人因为出入证明陷入卡夫卡《城堡》式的荒诞中，他于是先载他离开火车站去找到另一个黑车司机（因为他的电动摩托开不了那么远），但这时聋哑人身上只有一百多块了，最后他和黑车司机都没收钱。他没看过卡夫卡，不懂得城堡的哲学悖论，但他听完慕容雪村复述这个故事，挠挠头说，K需要一个黑摩的。

写这些人物时，慕容雪村都简单的勾勒了她/他们的过去，这些人年纪从七十到二十都有，每个人的一生或者半生，都见证着中国的一段历史，他们大部分来自武汉周边，有体制内医护也有农民工，有黑摩的司机这样抓住机会发大财（后来烂赌输光了）的，也有被时代抛弃老了还要离乡背井去医院做清洁工的，每个中国人都被烙上“党性”的同时，也都没失去人性的一面，几乎书中写到的每个人都是如此，在《A man who wants to pursue the light》，这一章里，慕容雪村写了两个志愿者，其中一个写了好多口水诗（歌颂毛泽东），胸怀大志但怀才不遇，有时甚至让人觉得滑稽可笑。<The darkest moment>写了两个从武肺中康复的人--一个企业家，一个普通中产。即便亲历一系列的恐惧，绝望，荒唐，死里逃生，但这些人仍然忠党爱国，毕竟他们活下来了，还得活下去。各个章节中，慕容雪村还穿插了不少“网上舆情”，例如众人对李文亮的悼念，他的微博帐号如何成了中国的“哭墙”。也是从这本书我才知道中国一线医护的工资这么低。

张展这章（My Soul Is Singing--我的灵魂在歌唱）是相对独立的，也是最令我难过的一章，在中国，选择做异议人士意味着众叛亲离，注定要尝尽不被人理解的孤独无助，最近这些年共产党政府倾向于把这些异议人士描绘成精神病患者，从岁月静好的思维出发，某种程度上，张展们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执着于对极权的反抗，的确看上去像神经病，因为高墙太高，一个鸡蛋的无畏行为就成了神经病，连自己的家人也不能理解，张展现在系狱生死未卜，读者不应忘记她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一个异议者和她做过的一切。不要忘记已经是大部分中国人能做的唯一的事。

慕容雪村是小说家出身，二十年前在网上看他写《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后来出版成书风靡一时）时已经非常赞叹他展开情节抓住读者的能力，在这本非虚构作品里，他同样展现了高超的写作技艺，例如他多次写到武汉的樱花静静的开放，在兵荒马乱的时刻，在天地同悲的时刻。樱花凋谢时漫天飞舞，武汉解禁后的第一个清明节，街道上纸钱漫天飞舞，凋谢的樱花，凋谢的生命，樱花会再开，生命却不再。还有一处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写一对老年清洁工夫妇因为不知情而被感染，相互扶持在陷入混乱的医院绝望的等待治疗，此时此刻，在城市的另一端，李文亮和另外八名医生造谣传谣被警方训诫，签下悔过书。

阅读过程也是回忆过去两年种种匪夷所思的过程，本书里的清洁工Jin Feng （金凤）失去了相濡以沫的老伴儿（她先感染，传染给老伴儿，她康复了，老头去世），Yang Min失去了她唯一的女儿Tian Yuxin，从感染到病亡的过程写的非常详细，如何奔波于医院之间被拒绝，被延误。采访时受访者边说边哭，读这两章时仍能感受那种绝望无助和巨大的不可弥补悲伤。如今同样的荒诞不经在上海继续上演，卡夫卡的《城堡》已不足以描摹这荒诞，世界上任何的荒诞小说家都要为之汗颜的真实世界，正在上海上演着。在前言里慕容雪村写他前往武汉完成这些采访的过程，惊心动魄，每天都活在被抓走的恐惧中，而如今中国甚至已经没有人可以去到上海做这样的记录。

来如春梦不多时

 

首先追求电影情节的观众一定会生气的，本片最后也没有解决凶手是谁这个问题，但中间有段时间的确拍出了侦破悬疑片的感觉，令观众怀疑这些俊男美女中，有个多情种子外表下是冷血变态的杀手，其实并不是，蔡琴演的赵淑玲就是被入室抢劫的贼人杀死的，那个居所在百德新街（铜锣湾）凌晨一两点，瘾君子毒瘾发作或者贼人踩点打劫并不突兀。并且她堕胎的对象也不是梁朝伟演的米店太子爷，病榻前梁朝伟向病榻上不久人世的周润发吐露心声时说伤害了三个女人指的应该是金燕玲，温碧霞和米店里他爸爸非常倚重也暗恋他的女同事。

关锦鹏的电影非常鲜明的特点是可以酝酿营造情绪，他喜欢这种感觉但又比王家卫家常，就像听音乐的起伏，自然而回味悠长，这部电影里男女关系几乎全是透过细节表达的，梁朝伟初见温碧霞时正在自己的生日party，准女友安排了友人和蛋糕，他却忍不住多次偷看温碧霞这桌的这三个女人，最后借醉乱发名片。蔡琴在家里做猪肚鸡为金燕玲庆生，梁朝伟和她在香港局促的厨房里有几处暧昧的眼神交接，表明她们二人都知道一些对方的秘密，眼神发生了化学反应。

类似的细节还有去了巴黎两周闯荡失败的模特儿碧莉（温碧霞）回港后呆在酒店不回家，男性友人上来给她送钱，拿了本本港杂志（姿采）给她，是她的特辑，问她感觉如何，她说我还没看，你觉得怎么样，男友人说我觉得很好，把钱拿给她（大约两千），她说，我以后还你，他说，不用了。起身离开酒店房间，碧莉拉开包拿出钱包放钱，钱包旁边是一本《姿采》杂志，她肯定一下飞机就迫不及待的买了看了，却要装大牌。

这些细节拍的非常好，还有一些听床和偷窥的戏也拍的很有特色，他们仨人送赵淑玲骨灰回台湾，夜晚住在她家，她深爱的前男友（正雄）已经另娶，白天她们才听过赵淑玲生前最后一晚录给他的磁带，晚上就在隔壁房间热烈的做爱，咿呀声不绝于耳，而这边梁朝伟和温碧霞并排躺着各怀心事，温碧霞听到金燕玲干呕的声音（已经怀了梁朝伟的孩子）。她直接的问赵淑玲：你有没有堕胎，和她直接问梁朝伟：你和她搞过了应该都是凭直觉。

关锦鹏谈起这部电影时（这部是他成名作）讲了很多少年往事，包括他家对面是戏院厕所，他经常看到两名明显是男人的做爱，到中学他存钱买了豪华座去这家戏院，特别去豪华区的厕所，拨开百叶窗，看到对面自己家，妈妈在阳台晾衫。其实整部电影都是从关锦鹏一个朋友的经历发展出来的，他朋友住尖沙咀，朋友的朋友住在附近，邻居被人入室盗窃杀掉了，他听到救命但以为是做梦，早上发现不是。他这位朋友很胆小，总是想起这命案，夜夜失眠，便邀关锦鹏同住一段时间，他们住在一张床，共用一个洗手间，大约两周。关锦鹏说我们关系发生了变化，变糟了。但很快他们都意识到于是很快分开，保住了友情，这段自述非常有意思。他还提到他的性觉醒，以及对周润发梁朝伟的爱意，周梁也经常开玩笑撩他（他那时已经出柜）他说表面上当然开开玩笑，但内心还是波澜壮阔，受不了的。

关锦鹏的电影我看的不算多，但都印象深刻（越快乐越堕落，胭脂扣，蓝宇），这部电影又是部香港电影里的例外之作（票房是惨败的，只有五百多万，当时随便一部港片都能弄个一两千万票房），当时陈冠中岑建勋是德宝的创作总监，看了剧本立刻拍板同意，而同时送上来的张婉婷的<秋天的童话>竟然被拒了，俞铮极力争取才通过。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秋天的童话 大卖。

1980年代是港片的黄金时代，也是创作人的黄金时代，影片开始时的咖啡厅是编剧导演词人聚集的地方，这部电影的雏形也是在那里谈成的，关锦鹏非常谦虚的说这部戏可以说是邱刚健的戏，我当年29岁，能有什么人生感悟? 那时周润发还没有梁朝伟红，温碧霞的职业生涯刚上路，香港稍微文艺点儿的导演和编剧，都对台湾杨德昌侯孝贤掀起的电影运动仰慕又羡慕。因缘际会有了这部例外电影。

亚裔社区的门神

 奇连伊士活（clint eastwood）应该是最近十年我目力所见，唯一还敢在电影里用尼格的影人。他最近这几部电影的共同主题都是对战前一代人的歌咏，对正在逝去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尽力挽留，甚至固执的坚持，同时以一个老人的眼光充满义愤的看着越来越“进步”的当今美国社会。在《骡子》里，他演一个因为坚持不用电子商务生意失败而穷途末路的白人老人走向贩毒之路，他一路上都有惊无险，虽然世风日下，但白人和老人这两个身份仍让他避过了许多麻烦，在荒无人烟的跨境高速上他遇到一对儿坏车的黑人精英夫妇，正在焦急的寻找手机讯号，他停车帮他们换了备胎，嘴里嘟囔着你们这些尼格啊。。。

和《骡子》相比，《Gran Torino》对亚裔的“歧视”可谓集政治不正确之大成了。明里暗里俯拾即是，随便拉出一条都能被进步人士批判个五千字的。但这些批判的进步人士大部分是一群只懂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傻逼而根本不懂艺术。无论是《骡子》还是《经典老爷车》这些所谓“歧视”的话语都是艺术的真实，曾经互相开这种玩笑是生活方式的一种，老头儿走进理发室就开始种族歧视犹太人，而理发店老板也不甘示弱骂回对他波兰裔的鄙视，这种生活方式持续了很久，直到有某个族群表示自己受伤了，真的受伤了。

而且《Gran Tarino》里也一直恶心天主教，上过战场的老人看不惯布道者。“你不过是个只上过神学院的二十出头的小处男，你懂什么生死，懂什么救赎？“，神父一直追着他要求他忏悔，因为这是他老伴儿--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要求的。他一直都是恶语相向，出言讥讽。但最后老头儿决定去死之前还是立好遗嘱，把房子捐给了教会（逝去老伴儿的意思），还去忏悔了，他一共忏悔了三件事：公司酒会上吻了女同事（不是工作之吻，心里有想法了），卖设备时收了900块现金块回扣且没交税，和子女关系不好，不懂怎么关心孩子。神父听了很震惊：就这？他说就这，我为此烦恼了半生。

《骡子》里破坏老头平静生活的是电子商务和网络时代，而《经典老爷车》里是移民，美国是个移民国家，除了印第安人，所有人都是移民，这种冲突没那么尖锐，外在表现就是生活方式的冲突，老头看着邻居华裔（字幕说是苗族，老挝人）在家搞各种法事，活活砍掉鸡头，不打理草坪导致前院杂草丛生。越来越多的苗族迁入，把这个原本的白人社区变成了一个下沉的亚裔社区，黑帮横行（还是亚裔自己的黑帮）其它的亚裔忍气吞声，自扫门前雪。而他们的反面，老头儿有积攒了五十年整齐排列的各种工具，有长枪短枪，每周推着割草机把草坪修整的一丝不苟。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种是传统美式生活方式一种是亚洲生活方式。

当然，生活方式是有高下之分的。后来在老头的帮助下，他的邻居的小伙走上正途，去做了建筑工地而没有沦入黑帮--那几乎是他们不可更改的命运，男的沦入黑帮，女的如果有能力读书离开这社区可以远走高飞，如果不行也会跟着沉沦。只是非常简单的一瓶啤酒的破冰，两类人对彼此的认识都加深了，当人和人真正互相了解时想不成为朋友都难。每个人的行为方式说话方式都是他的过去铸就的，很难更改了，但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柔软的一面，战场的经历让老头儿无法放低自己硬汉的身段，从地下室搬运冰箱时他坚持要在后面推，邻居小伙让他在前面拉，更轻松一些，他发脾气不愿意，小伙说你要不去前面我就不帮你了。这就是逐渐摸索出的交流方式，虽然有点儿奇葩，但二人彼此心里都清楚对方的友善。如果小伙内心充满了被种族歧视的仇恨，就不可能和他有进一步的交往，他们也不会成为朋友，后面的事都不会发生。

《骡子》里关于新与旧的线索没有这部多，《老爷车》从一开始的葬礼上，老头气愤的盯着打鼻环穿露脐装的孙女，这名毫不顾忌着装礼仪的大学新生，新时代的青年，在葬礼上刷手机，他的长孙在奶奶葬礼上，对遗体告别时说宗教的玩笑，在老头眼里，这是废物的一代，我作为观众可以原谅年轻人的玩世不恭，但不能理解在葬礼上还要刷手机说下流笑话，更不能理解孙女直接向爷爷开口要东西。这代人真的废了，除了”进步“，什么也没有。

说到此处，以前我看电影没有种族和政治正确的意识，不会特别留意到这些，被进步人士教育几次后不自觉的开始多了这个视角，其实这个视角挺扯淡的，但总也挥之不去，《老爷车》本来就是一部拍的非常好的电影，但加上种族和政治正确的视角就是政治不正确之集大成，同时也多了寓意：一个白人老头儿的死拯救了一个无望的亚裔社区。老人第一次解救邻居于黑帮侵犯后，天真的神父质问他：你为啥不报警？可是，报警要是有用这些黑帮还能如此横行吗？这件事之后，老头成了这个下沉的亚裔社区的”门神“，他们默默的把食物鲜花放在老人门前，赶也赶不走。

也许怀念旧时代是老去的标志，但抛开这些制造出来的种族议题，政治正确议题不谈，老头儿本质上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大到人有义务上战场保卫国家和国家的价值观，维护社区平安，路见不平出手相助，小到有一整套工具可以修水管，修房顶，悉心打理草坪。当他冲口而出你们这些尼格，你们这些小鱼头，你们这些野蛮人时和他拔枪救出邻居女孩儿，帮男孩儿介绍工作，慷慨的借他工具时，他是同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有时我禁不住想，许多的仇恨都源自自卑，奇连伊士活表达的这些生活方式没有多么高尚，但这种生活是真诚的，真实的，给人真实的喜悦欢欣，真实的罪疚失落。现代的美国人过不了这样的生活了，在浮躁虚伪的大环境下，对一种明知道它是好的但过不上的生活，有些人选择回望，而有些人选择激烈的批判以掩盖自卑--这其实和中国五六十年代发起的运动非常相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