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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挺喜欢高的作品，尤其是《一个人的圣经》，在这个长篇里，主人公是被前妻举报的，将自己的手稿东躲西藏，最后不得不烧掉，这也许不是他的经历，不是他的故事，但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剧。

不知道最初是哪个不靠谱记者把小说情节当成他的履历写在报道里的。

从高的小说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而且审美也很不错（小说里他写主人公自小就无意中偷看到妈妈洗澡，从而有了很好的审美，没有被革命时代的审美观洗脑）。他前妻也是名门之后，相信不会乱写乱说。高现在好像没有妻子，只有女友。他拿诺奖的雄心我觉得非常不错，我看到他最早的文章就是《有只鸽子叫红唇》，我是在1981年的《收获》杂志上看到的。这篇小说非常令我震动，我反复看了两三遍，那是1999年，当时我觉得他有获诺奖的潜质，然后2000年他获奖。不是想说我有预见力，基本上那时我看到好的作品都会这么想。

从他的小说里（所有我看过的三部长篇）完全看不到他的文字有污染。所以，年轻时这些事如果是真的，我只能说精神分裂很牛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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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瀏覽網絡，無意中看到香港《蘋果日報》去年十二月刊登的一篇文章〈高行健的元配夫人〉，作者是我老友高皋的丈夫嚴家祺先生，自從搬過一次家後，我和他們夫婦好多年沒聯繫了，看到文章，講的都是過去熟悉的事情，勾起了我很多回憶。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我的家住在南京大鐘新村，當時那裏住的大多是專家學者、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把列夫．托爾斯泰巨著《戰爭與和平》介紹給中國讀者的翻譯家高植先生，也就是高皋的父親。我們兩家是通家之好，高植先生是我父親的老友，他的太太是我母親的中學同學，而我和高皋又一同在一所小學念書，成為了很要好的朋友。現在還能回憶起我們住的院子裏常常舉辦文藝晚會，有一次，我們的媽媽和其他媽媽們一起身着俄羅斯服裝跳舞，爸爸們則把在院子裏掛上五顏六色的電燈泡，童年的記憶十分純潔、美好。

我於一九五五年九月就讀南京第十中學（現在的金陵中學），與高行健認識是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學校舉辦的一次舞會上，高行健通過一位跟他同班的男同學來找我，說希望我教他跳交誼舞。此後，放學路上經常會和他「巧遇」，和他比較熟悉以後，我憋不住好奇，問他學跳舞為甚麼不自己來找我，他說怕被我拒絕，並說很早就注意我了，因為經常在學校體育場看到我的身影，也去觀看過我參加朗誦比賽，在跟我接觸之前，他已經通過好幾位同學瞭解了我的家世。一九五七年暑假開始後，我收到一封信，此前，除了收到學校的錄取通知書和比賽的獲獎通知之外，沒有人單獨給我寫過信，打開一看，竟然是高寫來的，欣喜地告訴我他被北京外國語學院錄取了。後來我考上了南京大學中文系，我們地分南北，主要是通過書信相互瞭解對方。文革爆發後，我的家庭也像許多教授家庭一樣受到衝擊，高那時已經大學畢業留在北京工作，利用出差機會回南京來看我，勸我跟他到北京避避風頭，我們於一九六七年十月在北京結婚。

高在中學時就表現了對文學的愛好，只要嘗試寫一點東西，就會拿來聽取我的看法，結婚以後仍然如此。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六年，我看到的作品有十篇，短的有兩頁，最長的有十頁紙，每一篇的內容情節至今還歷歷在目，不是醜化揭批右派分子，就是謳歌文革，其中有一篇他特別滿意，署上筆名「紅飈」，寄給了江青。

自二○○○年高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有一種關於我們離婚原因的傳聞大為流行起來。據該傳聞稱，高的第一個妻子反感他一天到晚不停地寫作，抱怨他直寫得家徒四壁，連孩子也養不活。傳聞還說，高在文革期間繼續暗中寫作，而妻子威脅他要向組織告發手稿裏有見不得人的東西，高怕因文獲罪，一邊掉淚，一邊把一整箱手稿燒個乾淨。關於這件事，我在這裏不妨多說幾句。

首先，傳聞的「作者」似乎沒有在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生活過，高和我當時都有固定工作，拿固定工資，他愛不愛寫作、寫多寫少，都不影響家庭的經濟狀况，「寫的家徒四壁」不知從何說起。我們僅有的一個兒子出世後，從小到大一直寄養在南京我父母家裏，高沒給過一分錢生活費，直到離婚後才根據法院判決支付了三年的撫養費。文革中我父親工資被扣，母親沒有收入，我曾與高商量寄點錢回家，他卻說：「你爸爸養不起我兒子，我找你做老婆幹嘛？」

第二，這位傳聞的「作者」與我素昧平生，不知根據甚麼說我迫使高燒掉手稿？又是根據甚麼認定高當時有「一整箱的手稿」可燒？實際情況是，高在文革時期作為造反派頭目、學習毛主席著作先進分子，多次對別人進行抄家、批鬥，還催逼我和哥哥燒掉了家藏的所謂「反動」書籍和海外親友的照片。

一九七五年，高以我父親女婿的身份找我父親的學生南楚珍推薦，從安徽農村調到北京的中國旅行社，之後又經過我母親的親戚龔普生（喬冠華太太龔彭的大姐）推薦擔任了《中國建設》雜誌社法文組組長。一九七九年，高陪同作家協會主席巴金到法國、意大利訪問，回國後首次跟我提到他對諾貝爾文學獎志在必得，說「巴金老兒不敢拿，我敢拿！」我當時很納悶：你手頭沒有甚麼作品，靠甚麼去拿這個獎呢？他也曾對我說，魯迅之所以拿不到諾獎，就在於作品太少，都是短篇的。不過就是從那以後，他的確把重心放到了寫作和加強與知名文化人的交往上來。

他最早提出跟我分手是在一九八○年，他說：過去想方設法調我到北京解決兩地分居，現在終於搞清楚老是調不成的原因了，因為我的檔案裏給我父親的結論是「特嫌」（「特務嫌疑」的簡稱）。他還說：特嫌是永遠翻不了身的，即使表面上給平反了，實際上仍然受到嚴密監控，根據內部規定，特嫌的子女是不能嫁軍人，不能嫁黨員，不能嫁幹部的。「你怎麼偏偏就嫁了我，你是個完蛋了的人，可我還要發展，你幹甚麼揪着我這根稻草不放呢？」我反問他：「當初你山盟海誓地追求我，怎麼這個時候變成了我偏偏要嫁給你？你利用我們家關係調回北京的時候，怎麼沒有嫌棄我們這個特嫌家庭？」

此前，已經有親朋好友告訴我他在北京有外遇，並說我精神有問題，夜裏磨刀要殺他，我還不太相信，看到他這幅嘴臉，我難忍心頭怒火：你有了別的女人提出要跟我分手，光明正大說出來不行嗎？何必要給我扣一頂「特嫌子女」的大帽子？聯想到他把許多歷史人物的成功經驗總結為兩條：一是「婚姻就是政治、愛情就是性」；二是「一切功勞歸於自己、一切錯誤歸於別人」，現在竟把這兩條經驗全用到了我身上，作為有自尊的女人，我感到受了極大的侮辱。

在跟高離婚多年後，我曾努力忘掉這一段極不愉快的經歷，沒想到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這段經歷竟然換了如此一副扭曲變形的面貌來回訪我，令我啼笑皆非。這麼多年來，我也曾試圖還自己一個清白，在友人們的幫助下發表文章，據說有的媒體根本拒絕刊登，有的網站登載了兩天又拿掉了，或者把涉及到離婚這部份的內容删除不用，理由很簡單：這是你們兩個人之間的事，沒有辦法說清楚真偽，不能刊登一面之辭。

我很理解這些媒體的態度。第一，高是諾獎得主，我是平民百姓，話語權不在我手裏，有人對我說：「捏死你就像捏死隻螞蟻」，生動地表達了這個意思；第二，高作為法籍華人獲得大獎，華人社會視為驕傲，重提舊事有傷驕傲，實屬自討沒趣；三是少數人可能覺得「妻子告丈夫」最能體現共產制度的邪惡性，寧可信其有。理解了這些，以後再有人找我詢問高從前的事，我一概採取「沉默是金」的態度。

雖然如此，我還是很感謝〈高行健的元配夫人〉的作者還原了當時的一些實際情況，並祝老友夫婦身體健康，生活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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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是一九八八年開始定居巴黎的，一九八九年「六四」後，我與我老婆高皋從北京經香港來到巴黎。我們與高行健早就認識。法國文化部授予高行健「藝術與文學騎士勛章」那天，我與高皋到巴黎第九區「作家與作曲家協會」參加了高行健的授獎儀式。在巴黎期間，我們與高行健有多次往來，發現高行健的女友，與他的元配夫人王學筠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可以說是一個「類型」。這樣就引起我老婆對王學筠的許多回憶。王學筠家和高皋家是世交，她們是小時的玩伴、小學同班同學。早在七十年代，王學筠就曾對高皋說，高行健自命不凡，他認為自己將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人。看來，世上無難事，「為者必成，行者必至」。目標明確、堅定不移、專心致志，是成功的要素。

在高行健出國前，在一九七四年，高行健就到北京工作，而王學筠在南京。一九八一年初冬季節，當時我家住在社科院乾面胡同宿舍。晚飯後，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我打開房門，看見站在門口的王學筠。我叫着高皋，說「王學筠來了」。高皋有點吃驚的嘟囔着「她怎麼突然從南京來了」，立馬迎上來，看見只有王學筠一人，一面說，「怎麼就你一個人，高行健呢?!」，一面趕緊把她讓進屋來。只見王學筠穿着厚厚的大衣，呆呆地站着，面色煞白，手裏攥着一張紙，眼淚止不住刷刷地往外淌。高皋上前樓住她，問到，「怎麼啦？……」忍了半天，王學筠才舉起手中的紙，蹦出一句話「他突然寫信來，要和我離婚。」高皋說，「找他去！找他去！」，拽着王學筠，抄起外衣就衝衝出去了。

我焦急地等着，直到晚上十一點多鐘，高皋回來了，樣子平平和和，歇了口氣，開口道：「你猜高行健住在哪裏，就在東總布胡同文化部宿舍，原來的傳達室，一張單人床、一張書桌、一個取暖用的蜂窩煤爐就把屋子佔得滿滿騰騰。高行健坐在書桌後邊，我和王學筠緊貼着門擠坐在凳子上，隔着爐子和他面對面。他們倆面無表情都不開腔，我只好東拉西扯，看見床上一大鐵桶餅乾，就問怎麼這麼多餅乾，高行健則面無表情喃喃回道，有時幾天不出門，就吃點餅乾……反正是勸『和』不勸『分』。我自覺沒趣，時間也太晚了，說了聲那我就先回去了。沒等我開門，王學筠站起身說要跟我一起走。我趕忙攔着她說，這是你自己的家，怎麼能跟我走，把她往回推，徑自開門，就回來了。」

後來聽王學筠講，那天晚上，他們兩人溜溜地坐了一夜，一句話都沒說。看來，高行健是鐵了心，一定要離婚。

高行健和王學筠的相識，還算是浪漫的。

王學筠祖籍安徽，父親王氣鐘是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古典散文學家。她和高行健都就讀於南京金陵中學，相差四屆。高行健高三時，希望在跨進大學前能找到一個女友，看中了身材高䠷、眉目清秀、文靜穩重、出身於教授家庭的學妹王學筠，利用上學放學同路的機會，有意與她接近，逐漸確立了戀愛關係。

高行健從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後，分配到外文局工作。

一九六七年，王學筠還是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利用文化革命大串連的機會到北京與高行健會面。王學筠說，當時大學生是不准結婚的，但是，在高行健執意堅持下，還是把婚結了。不久，王學筠的父親被打成「特嫌」、關進牛棚。

一九六八年，王學筠被分配到山西省介休市陶瓷廠當工人，工廠在大山裏，全是農民工，連報紙都看不到，沒紙、沒筆，王學筠誇張地形容，離開時連字都快不會寫了。其間，高行健欲將妻子調至幹校團聚，因王父問題尚未解決，沒有調成。一九七○年，他們的兒子王成至（小名毛毛）出生。為解決分居問題，高行健設法和妻子一同到安徽省皖南寧國縣港口中學，王學筠教書，高行健擔任政工組組長、革委會委員，被評為「學毛選積極分子」並加入了共產黨。寧國縣非常偏僻，傳說連日本人都沒去。當時正值備戰時期，情勢緊張，他們就想找一個能躲避戰事，又有柴、有米、有水的地方，先解決夫妻兩地分居問題。王學筠教學工作繁重，把兒子寄養在父母家中，生活環境和經濟條件都優於他們，不要高行健負擔養兒費用。高行健心裏明白，曾對王學筠戲言，「你爸爸養不起我兒子，我找你當老婆做甚麼？」

寧國縣不是久居之地。一九七四年，高行健以王氣鐘女婿的身份找到北京的南楚珍，他是王氣鐘的老朋友，剛剛被解放的官員。當時，外文局正需要一位法語人才，有法語專長的高行健在南楚珍的幫助下，被調進外文局國際書店《中國建設》雜誌社，王學筠仍留在安徽。

高行健一直想方設法要把妻子調回北京，還曾親自跑回寧國縣辦理，卻屢屢失敗。

七十年代末，高行健調入中國作家協會外聯部工作。此時，王學筠的父親已被解放，因身邊無子女，於一九七九年將女兒調回南京大學留學生部任教。高行健夫妻雖然都離開了窮鄉僻壤的寧國縣，卻仍然分居兩地。王學筠每年暑假到北京和丈夫團聚，她父母也有時隨行，順便看望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工作的長子王學莊，高行健經常跑前跑後幫忙照應。高皋當時在北京一個小醫院工作，高行健為了讓王學筠在北京多待幾天，就以生病為由要高皋幫王學筠開「病假條」。高行健則一有時間就回南京看望妻兒。

好景不長。從高行健正式提出離婚起，夫妻之間便形同陌路，而王學筠堅持不離，一直拖到一九八四年法院判決。高行健負擔兒子每月十六元撫養費。一九八七年，高行健去國後，他們之間的經濟聯繫就中斷了。離婚對王學筠的打擊很大，提起來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像變了個人似的。

二○○○年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高皋與王學筠通電話，得知王學筠以副教授的身份已從南京大學退休，大部份時間住在上海，幫忙照顧兒子。王學筠談了高行健的家史，又談了毛毛的情況。毛毛取名「成至」，是「為者必成，行者必至」的意思。毛毛有一些高行健的性格特徵，從小喜歡臨摹名畫，功底頗深，足以亂真，因為沒被美院錄取而就此封筆。毛毛一心向學、外語極好，在得到博士學位後，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關係所工作。高皋說，從電話中可以感覺到，毛毛忠厚老實，懂事孝順，性格更像媽媽。

嚴家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