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张医生和王医生》挺感慨的，伊险峰做了多年的主编，主要是看版，自己很少写，但他写的《第一财经周刊》的主编的话我每期都会看，甚至比刊物里的部分专栏还要好看，现在回想其实也没什么，他就是写写这期我是怎么想的，为什么做这些选题，我在思考什么，希望给你带来什么资讯。之所以好看就是没一句空话。我能感觉到真诚，后来伊险峰去做好奇心日报也做的非常真诚。这是在我看来媒体人最重要的品质。尤其是在中国这个舆论环境，在我们假大空的语文教育环境下，这种品质多么不易。
这本书也写的非常真诚，他和杨樱（杨樱也是伊险峰第一财经时期的同事）选了沈阳这个城市里两家人这四十年的变迁，具体而微讲了中国这四十年的风起云涌，上面的一个政策如何影响到每个普通人的生活。两家普通中国人如何应对滚滚而来的历史洪流而做出自己的选择，他们选择的契机是什么？“理论基础”是什么？是什么决定了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今天回看，这样的选择的利与弊。
写作过程中还比较了平行时空里英国的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和社会伦理，这部分点到为止，让读者管窥一下社会组织方式的不同有些部分会是相通的（例如对技能的尊重对空泛的不实用的知识的轻视等），人类社会都是从熟人社会进化到有组织的陌生人社会，因为有组织的陌生人社会是比熟人社会更高效的社会，但这个转向没那么简单。中国今天良好的平衡的熟人社会已经没了，但陌生人社会里的组织性并不太好。
近几年我们从双雪涛的小说（平原上的摩西），张猛的电影（钢的琴，耳朵大有福）里看到过共和国长子凋敝破落的生活，尤其是《耳朵大有福》非常典型，这本书里也准确的描述了东北，沈阳人这种心态的失衡--忽然失去了国家眷顾，又对新的市场无所适从。从云端跌落地下还要滑落到井底。无法接受失落，也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其实真的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在时代洪流中掉进了社会主义的陷阱）而变得愤世嫉俗。这不是每个普通人的错，香港以前有句话叫：有几多风流就有几多折堕。爬的高跌的痛。沈阳只是共和国棋盘上的一颗棋子，移动的过程，一粒尘落下来就是一座山，改写了百万人的人生。
本书的主人公张医生王医生的家庭做出了选择并且看上去比较成功，他们都成为社会的中坚和中产，但其中的艰难困苦也很惊心（十几平方的房子住了十几年）伟大的母亲仿佛驾驶着一叶扁舟在时代的大浪中左右冲杀终于驾驶到了彼岸，沿途都是被大浪打碎的船的残骸。如今回看，过去这段历史比较清晰了，国企改制，下岗潮，贱卖国有资产给外资等等，但当时身在局中的人不知道历史的快车开向何方。正如我们现在身在这个盛世，大家仍然手足无措，没想到金饭碗IT行业会迎来一场大裁员。
有时候我们叫做命运的东西其实是背后一个无形的大手，这本书令我想起我经历的几个社会主义陷阱的故事，姑且讲一讲好让大家明白，不光是东北，我们都是这只大手指挥下的棋子，大手就是我们的命运。
我很小的时候我爸就告诉我一句话：父母决定子女的命运，国家决定父母的命运。我来讲几个命运的故事。
我生于1980年代，农村户口，我读完中学时继续考高中读高中，也可以考中专读几年就出来工作。读高中需要三年，然后考大学，大学需要四年才能工作。大学和中专都可以把我们的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所以当时学习最好的农村的学生都去考了中专，这样可以早一点把户口变成城市户口，享受“商品粮”。
这是父母给读书的学生的选择。我爸妈坚持让我们读高中上大学，哪怕我的同学纷纷开始工作赚钱并且享受商品粮待遇了而他们还在持续给我交高中学费，积攒大学学费，而我除了学习并不能给家里带来任何收入。
我考上大学那年（出于对父母的体谅，我读了师范专业，学费不高，还有补贴）一个初中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已经中专毕业并分配了工作--计生办。他是个羞怯内向的人，但不得不跟着计生办的人走村串户去罚款，牵牛，拉倒超生户的房子，我碰见过他一次，他沉默的躲在其它耀武扬威的执法人员身后，这些事他做不来，但他仍然是他家的骄傲--第一个摆脱农村户口的人。我大学毕业时听说他在单位混的不好（怎么可能混得好呢？）而那时所谓的商品粮和城市户口已经没有任何优势，不值一提了。
这是学习优秀的学生的命运，中学就辍学的学生同样不能逃脱罗网。有一晚一个同门来向我爸借钱说要给他女儿弄个城市户口，流程时这样的：有个人来我县开纺纱厂，招工，中学程度就可以，带资进厂，一个人五千就能成为这个厂的工人，户口迁往这个工厂（集体户口），变成非农户口。当时的五千约等于一户农民两年的收入。我爸表示匪夷所思，你为啥这么傻，他这是空手套白狼啊。拿个公章批块地就变成工厂老板了，你工作几年发的工资都没五千。同门表示你不想借就算了，多少人想进还没指标呢。后来他筹到了钱让女儿带资进厂了，大约三年不到老板不知道跑哪儿了，工厂倒闭，她们的户口不知所终，能转回农村的都尽量转回了（还能有块地），她的确没把带进去的五千赚回来。
不管你读书还是辍学，最后都不免掉进社会主义的陷阱，户口带来的农村城镇剪刀差害了农村也害了城市，因为陷阱是无处不在的。
我高中时饭堂有个从市里来的卖菜的中年女人，她做的菜很香，因为是小锅炒好放进大盆里卖的，而不是大锅煮一下就拿来卖了。她的总是最先卖完，但大约不到一个月，她的摊位就消失了，消失前一周我看到她神色紧张的去副校长家送礼，显然送礼也没能挽回这个摊位，这就是一个城市下岗工人在一个小镇上的熟人社会里的普通失败案例之一。我不敢想她接下来的路：孩子也许和我一样在读中学，丈夫也下岗了，在市区充斥着这样的人群，任何可见的生意--摆摊卖小商品，夜市卖吃的等等--都有大量的人涌入，而大部分人都无钱消费。和远在东北的沈阳境况差不多。
我相信这样的故事，每个今天四十岁的人回望都能找到几个。正如每个六七十岁的人都不敢回想她们年轻时那疯狂的岁月。
人们在政治运动中茫然失措，在经济改革中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都是因为这些“运动”不是透明的，是不可知，不可测的。今年初看了几部黄建新的电影《站直了，别趴下》《黑炮事件》《背靠背脸对脸》都是非常精彩的社会记录，文革那些年，谁胆子大谁就被枪毙了，改革开放初期谁胆子大谁就发财了，大部分人都是左右踯躅，拿不定主意的，被卷进时代的洪流，注定了悲剧的命运。
这是中外最大的不同，甚至是共产主义中国和以前的中国最大的不同。
资本主义社会即便有经济危机大萧条，仍是可以预测可以学习和适应的，以前中国有士农工商，虽然落后但每个家庭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为后代定制一个阶级身份，士农工商，总有个适合你的，而那些适合你的，都不会把你引向未知。“耕读传家”--这是白鹿原里描述的传统农村的价值核心。现在是什么呢？耕读可以传家吗？不行了，那什么是稳定持续的价值观呢？没有。
以前的人多少可以和命运搏斗一番，现在这社会主义的不可测，神仙也测不准了，资本家以为来中国可以靠大胆和灰色地带发笔横财的，的确也发了，但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收手是合适的。中国人则更惨。例子不多说了。这样的制度对谁好呢？不可说，但对于可说的众人--农村户口，城市户口，崛起的中产，风口上发财的富豪--都不好，但它就这么跑了几十年，还要继续跑下去。普通人能作的最正确的事就是跑，跑开，离开这深不可测的，对谁都没好处的社会。
伊险峰和杨樱在本书里引用了不少关于城市化进城，各国工人阶级历史的理论和范例，写到医生这个职业也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例如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来源），看上去可能有些杂乱，但我非常喜欢，首先是趣味性，其次是这些材料的引入对于理解中国和世界非常有帮助。你会明白哪些是中国的特色的，那些是世界的，以及生活在地球上不同地方的人类有哪些异同。例如波西米亚精神和克里斯马人格，这个古今中外都一样。可在这两种精神导引下的人的处境分别就大了。
最后我想再重复一次，政府决定父母的命运，父母决定子女的命运，但在本书里，王医生夫妇想让女儿去国外留学，可女儿非常爱国，觉得出去留学就是不爱国。中国挺好的，她从网上看到很多别国（尤其是美国）不好的信息，王医生说，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但她就真的信了。这让我悲哀的觉得学校教育的影响力已经超过家庭影响力，这对我是截然不同的认知，我小时候第一信任的肯定是父母，然后才是老师和课本，父母告诉我饥荒的真相，镇反的经历，我是不会相信课本上的解读的。一代又一代人，仍然在社会主义的陷阱笼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