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自由与爱，人人死而平等--三看《颐和园》

 最近又重看了一次《颐和园》，前两次分别在2008年和2015年，08年写的评论已经被豆瓣清除了，跑到邮箱看了看，幸亏清除了。我为那时的肤浅理解羞愧。那时的我是多么大胆又多么无知。我不能理解这部电影大部分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如今回看，阅尽千山，才知道它的好。

根据幕后纪录片《颐和园》是部非常有野心的制作，是投资最高的文艺电影，辗转多个国家拍摄，它也是娄烨电影里比较大制作的一部，在这部电影里，娄烨讲述了一代人共同的回忆，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在历史的裹挟下的爱与哀愁。

虽然这是六四第一次在电影中出现（并且占了相当的篇幅），但它不是作为政治意义上的背景资料出现的，六四事件只是男女主角人生经历的一场历史，我没看出太多的隐喻和引申，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整个文革背景融入一个少年的青春期一样，最打动我们的还是青春期萌动的虚荣心和少年的成长。《颐和园》打动人心之处也是在于他塑造了几个鲜明的人物，特立独行的余虹，浪漫又绝望的李缇，隐忍理性的若谷和一个普普通通的文科男周伟。这些人物和其它副线人物一起为我们映照出那逝去的时代，逝去的青春，以及宿命一样再次被命运捉弄的中国国运。和第一次看时截然不同，这次再看我理解了每一句的画外音，许多年后想起《颐和园》我会想起这些生动灿烂的人，她们的面容，她们静静抽烟的样子，笑语欢歌，寂寞与眼泪。这些人无论主角配角，都是真诚的，真诚热烈是那个时代的底色，也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中国看到。

余虹来自边陲小城，和父亲一起生活，她过着小城里相对自由没有规训的生活，考上了北京的大学离开家去读书，她有个小城男友（当地的邮差），在大学里她面对各种年龄的，来自各种城市的同学，她保持自己独立坚强的性格，特立独行，结识李缇（欣赏她）从而结识周伟，和普通女孩儿一样，被他帅气忧郁的面容打动和他恋爱，周伟是那种大学里因为长得帅，又有几分忧郁气质而备受女生欢迎的文科生。他们往往因为太多女生倾慕而高估了自己，低估了爱他的女生。余虹热烈的爱令他窒息，令他害怕，所以余虹和他分手时他爽快的答应了。后来他和好友若谷的女友李缇上床（尽管是李缇主动的）也是这种来者不拒的自以为是。余虹后来没有在大学里发展新的恋爱，形势突变，她退学了。和其它同学比，她似乎是个置身事外的人，然而因为她的天然去雕饰和抽离，这场事件在她身上的投射是最纯粹的，她代表着这场事件对普通人的影响：不参与，不合作，不忘记。

李缇是北京人，她和若谷是北京相对上流的家庭，若谷那时已经开车了，并拿了公派留学去了德国。她深度参与了六四事件，后来在若谷的安排下，带着广场屠城的PTSD离开北京去了德国和前男友若谷共同生活，她是个非常波西米亚的女孩儿，应该受不了机枪坦克的打击，那夜的场景深深刺激了她，她情感上也面临困境：若谷爱她，也非常成熟，理性。她爱她和周伟之间的暧昧和不确定性。但周伟是那种在别人家参加个party都能用并不太熟练的德语约会东德女孩儿的人。大约十年后，周伟要走了，他们三个在一个游行上遇到，游行触发了她的PTSD，加上爱人要分开的伤感，一念之间，她跳楼自杀了。周伟离开德国时，若谷坚持要去送机，其实就是想在路上说那几句话，他问，你爱过李缇吗？周伟惭愧嗫嚅不能言，他说，李缇不愿意别人爱她，心里结了疤。没有爱情。这是他对李缇的理解和定论。周伟没有说话。他其实既不懂余虹也不懂李缇。若谷这是对牛弹琴了。

周伟回中国后过得顺风顺水，开了公司，做的不错。余虹则一路坎坷，辗转深圳，武汉，后来到了四川在一个高速收费站工作，她的一系列人生经历再次回应她的性格和六四对她的影响，放在男人身上就是那种一切都结束了，崩塌了，得过且过，醉生梦死过完一辈子拉到。余虹一如既往的横冲直撞，非常热烈的度过了离开学校的十年，生活不会在她身上归于平淡，正如她自己所言：我希望活得热烈一点。

一部小说，一部电影，最成功的就是塑造人物，千百年后这些人物仍然栩栩如生。我想这就是娄烨这部《颐和园》最成功之处，在拍摄纪录片里他说他让演员自己去发挥，理解这些人物，变成这些人物，这个手法是非常成功的，郝蕾是演的最好的，她其后的角色都没有超过余虹的，这绝对是她的代表作。娄烨的电影是我看过的最接近法国影片的观影感受的，杨德昌说他也是学习法国电影（楚浮)，他的《海滩的一天》的确有法国长片的影子。《颐和园》最法国之处在于对人物的关注，因此和《海滩的一天》一样，那些超尘脱俗的画外音，传递出的是真诚而不会显得造作。驾驭不好就会令人作呕的做作。

“无论爱与自由，人人死而平等，希望死亡不是你的终结，憧憬光明，就不会惧怕黑暗。”，影片的结尾是李缇墓碑的碑文，这碑文完成了整部电影的定调。片中颇为文艺的画外音写的如此文艺而热烈，和片中那些气氛活跃的沙龙与酒吧一样，让我们嗅到八十年代那纯真的理想主义，自由充满朝气的灵魂。我想这些大概来自创作人员的亲身经历。

刀俎鱼肉 韭菜镰刀

 

看完了哈金的《疯狂》（Crazed）和哈金的其它小说一样，这是部渐至佳境的长篇。哈金总是吭哧吭哧事无巨细的写很久，你觉得都是生活琐事，没有冲突也没有故事性，平淡如水，突然，笔锋一转一个吊诡的人生困境出现了，你大吃一惊然后又觉得非常自然，觉得前面细针密线的铺垫正如我们平淡如流水的日常生活，一点一滴的塑造了我们每个人，让我们在面对困境时做出戏剧性的选择。《等待》也是如此，其中的矛盾和《疯狂》里的这个都非常真实，自然，是真实的每个人都会面对的人生困境。这是哈金小说的魅力所在。

《疯狂》讲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学文科教授（古诗词研究）忽然中风入院，在病床上时而清醒时而陷入谵妄的度过了人生最后几个月，陷入谵妄时他胡言乱语，痛哭，呐喊，愤怒，深情，表露了他这代人这辈子从来没有直接表露过的爱恨情仇。Wan Jian作为他带的研究生和未来女婿和护士轮班陪床（因为级别不够高干病房)，在陪床的日子里，他从老师疯狂的胡言乱语中渐渐拼接出作为知识分子的杨教授悲苦的一生：反右风波中被下放劳动，和妻女分开，平反后又必须面对大学里复杂的人事关系，不能好好做学问，老了还被党支书利用和要挟。

病床上他不止一次歇斯底里的对Jian说，你要出国，带着Mei Mei出国去生活，在中国每个学者都是颗螺丝钉，没有独立学者，每个学者都是体制里的一个文员而已，如果不能出国也不要读博士，不要像我这样度过你的人生。Jian对他的这些”疯言疯语“从震惊到感悟和接受，最终做出了一个自己都未曾想象过的大胆的选择。

这个思想转变的过程是在陪床的这短短几个月完成的，几个月里，中国发生了巨变（六四事件前夕)，Jian周围的同学朋友也做出了各自的选择：有蝇营狗苟，设计害他的党支书，有一腔热血最后死在坦克之下的同学，热情支持学运被警察抓捕的老师。他未婚妻，杨教授唯一的女儿一心想他考入北京，在高校谋个职位，他们可以一起在北京生活，当他决定掌握自己人生，进入体制改变不合理的现状时，Mei Mei和他分手并立刻和他副校长的公子在一起了。失恋的打击，教授之死的冲击令他一夜之间变成另一个人。Mei Mei和他分手前的谈话里问他倒底要什么样的生活。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但我直到我不愿再做别人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我也不想做刀俎去宰割别人。Mei Mei说想不到你这么Cynical（愤世嫉俗）。这段对话在今天看仍然有意义，距离大屠杀三十多年了，而中共建政七十多年了，中国人大概还是只有刀俎鱼肉，镰刀韭菜，强和弱这两个选项。没人能够独善其身的与世无争。

哈金小说里还有一个常见的主题是对集体裹挟个人的厌恶，这个表达在《自由生活》里淋漓尽致，在这部《疯狂》里已露端倪，例如最后Jian被定为反革命，警察正在前来抓捕他，他反思自己去北京的原因，其实主要原因是向前女友证明自己不是胆小鬼，不是害怕面对北京的竞争，头脑一热就去了，但同时他觉得自己自决于学术生涯，光明的前程，决定做个人格独立的人，其实已经是”反革命“了。Jian接着想到，古往今来多少人出于个人原因做了选择，这选择后来成为被歌颂和书写的历史，个人的因素往往在书写中被刻意忽略了，例如多少参加红军的人是为了有口饭吃而不是革命。

Jian的流亡是被迫的，在大屠杀发生前，他决定不再读博士像老教授一样一辈子困于虚无迎合的诗歌研究，决定进入体制去做公务员改变穷苦人的生活。做这个决定的一个动因是他被派下乡调查同学背景时见到乡村人疾苦的生活，这种贫穷是他无法想象的（全村人为了每天一块钱去做群众演员被导演百般羞辱），他为这种疾苦震撼，回到大学后，他去学校旁边的民营饭馆吃饭。比起国营食堂，这里味道好吃，服务也好一些，但当天他目睹了饭馆儿老板如何欺负一个贫穷农民（骗他的五分钱，不但不找钱还揍了一顿），他起身抱打不平也差点儿被打了，离开饭馆前他对打人者说：我马上要去省委办公厅工作了，我去了之后就关掉你的饭馆，老板以为自己有眼无珠，吓得追出来求情，说高抬贵手，以后你来吃免费。那是Jian初尝权力的滋味。他甚至还没有递交职位申请，只是提了提省委办公厅就有这么大的威力。但同时他也想到当他因为帮穷苦农民出声而身处险境（被老板娘弟弟用刀威胁）时，贫苦农民却自顾自逃跑了。他多少觉得不值。后来他从宿舍逃到乡郊开始流亡生涯时，把自行车卖给一个卖杏的村民，他压价，Jian说可以，但你送我一些杏子吃吧，老人爽快的答应了，包了一些杏子给他，他逃到车站吃杏子时候才发现，全是些青的坏的根本卖不掉的杏子。这些描写都非常真实，这也是”知识分子“常常面对的困境，正如当年柴玲那句:为中国人奋斗不值得，他们不配。其实这种想法仍是中国儒家思想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变种。老教授的”疯话“里有一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大屠杀的前夜，Jian和同宿舍的Man tao一起动身去了北京，亲眼目睹了屠杀现场，最后两章哈金像写新闻报道一样写了北京屠城，目睹了北京屠城的Jian，几乎精神失常，仓皇逃回学校，在得知警察马上要以反革命罪逮捕他后，他逃到乡郊，烧了身份证，卖掉凤凰自行车，剪了头发准备南下广州，取道偷渡香港，从香港再去另外的国家，在异邦开始新生活，故事到此结束了，可同样的悲剧仍在中国延续，而这代流亡异邦者，大部分陷在历史的泥淖里，迟迟没能开始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