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苹果日报说几句话

                                          （大公网的批判苹果专页）

最近香港媒體界又開始攻擊壹傳媒（蘋果日報和壹周刊），先是施永青在他自己的免費報章專欄暗箭，接著是亞洲周刊的明槍，銷量最差的統戰工具大公報甚至成立了討伐壹傳媒專頁。（注：銷量最差來自本人在住所和工作地點附近報攤的觀察，賣的最快是東方蘋果，最後賣剩的肯定是大公文匯商報等）

前幾天蘋果報道指還沒出刊的《亞洲週刊》封面將會是針對《明報》換總編輯事件的一系列文章，該系列文章將會指責明報員工挾持編輯部，搞公投選主編。事實是出街的《亞洲周刊》，封面是冷戰心態綁架香港，轉向重點炮轟蘋果。

讀者諸君在取笑蘋果被亞刊指摘之前有沒有仔細考慮過這個問題：報道一個尚未出刊的雜誌的封面報道，本身就是自投羅網的做法--因為封面隨時可以改，哪怕已經印刷，只要還沒發售，都可以重新來過。蘋果這是明顯的飛蛾撲火自來投，自己找上門被人話。陰謀論一點來看，也許《亞洲周刊》真的換了封面，因為蘋果的報道，在《明報》事件這個議題上，減少了攻擊（為免被蘋果估中）轉去狠咬蘋果，如果是這樣，蘋果的目的已經達到。

當然，這只是陰謀論，蘋果有沒有這麼高尚，犧牲自己轉移炮火另計。只是這個做法本身存在邏輯上的漏洞，值得思索。以往這樣的事，蘋果也做過不少，我想說的是，如此就批評蘋果沒有公信力，是有失公允的。蘋果屬於那種『做的多，所以錯的多』型員工，其它所謂公信力好的媒體，因為『作風穩健』一路都平平安安，報道的大部分是『阿媽是女人』這樣的新聞，意義不大。蘋果有些『踢爆』報道的確是『大膽猜測』但沒有小心求證，蘋果的角色是周圍扒糞，到處點火，狼煙四起時，自然大家都警覺起來，其它公信力高的『知識分子』媒體可以繼續跟進小心求證，可以有更多的渠道，引發更多媒體去關注事件。如果蘋果報錯，損失的是自己的公信力，自己的生意，蘋果估中，對大家都有好處。對建設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而言，這不是挺好的嗎？

當然，媒體自由開放的社會，也需要穩健型員工，像周永康被拘捕的案件，蘋果已經報導了半個月，紐約時報才正式報導（已經取得多方信源印證），在此之前，紐時一句猜測和假設也不做，所以它是紐時。報導內容和兩週前蘋果『據知情人士透露』9成吻合。蘋果報的早，有時效性（當然有報錯的風險），紐時有公信力，這不是挺好的嗎？

對蘋果批評，總是見慣的那幾個：反中亂港，逢中必反，渲染暴力色情，濫用媒體自由，侵犯私隱，反道德云云。蘋果有不足之處，但絕不是指責的這些。這些指責都是站不住腳的。在香港這個法制社會，媒體自由經營的社會，攻擊媒體反道德，立場反共，是沒常識的，簡直是見笑方家的笑話。

媒體當然是有立場也需要立場的，沒有立場的媒體不是中立中庸，是平庸。只有立場鮮明的媒體才精彩好看，也才能發揮媒體第四權的作用，指責蘋果媒體反共的所謂『知識分子』，請回去多讀幾本書，如果不是初創時堅定的反共立場，怎會有如今公信力高過蘋果一大截的《明報》，而文匯大公這些統戰報紙，更是路人皆知的立場鮮明吧---只不過是擦鞋獻媚逢中必贊的立場很鮮明。批評別人之前，請先搵塊鏡照吓自己。

每個媒體都是有立場的，所不同的是站在什麼立場，是維護當權者為政府抬轎吹風立場，還是代表第四權監察政府，不停批評當局，維護廣大讀者市民權益權力的立場。正如『躺著中槍』的《號外》主編張鐵志所言，外來人做媒體也要看怎麼做，站在什麼立場做。很顯然蘋果是後者立場，哪怕反應過度，報導誇張，但這一立場沒有變化過。

媒體的客觀中立從來都是在一個大的公共媒介環境中形成的，不是每一家媒體要自行形成的。若你想獲得足夠多的信息，看到觀點的交鋒，看看蘋果，看看東方，你就能取得相反的兩種意見，取得不同的關注內容，同時，還有電視新聞，更無須說如今網絡時代各種自媒體，網絡媒體。在整個參差多態足夠自由開放的媒體環境中，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讀者總能找到平衡，找到合自己口味的媒體。

最後我想說，在一個法制社會，永遠沒有『濫用媒體自由』這回事，只要在法律之下，媒體多麼自由都是不夠的，根本沒可能濫用。蘋果曾侵犯隱私，也曾在頭版頭條道歉。壹周刊報導鄭艷麗麥當勞賣包，手法粗鄙庸俗，人人都可批評。這種粗鄙庸俗的手法，不似正人君子所為，但的確滿足了一大部分獵奇讀者的需求。感到不適，大可猛烈批評，大可抵制（我的一些朋友同事是抵制壹傳媒的產品的），保住傳媒自由，讀者就有大把選擇。

正如前文所說，觀點平衡，是在一個媒體環境形成的，如今批評蘋果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細佬人微言輕，也要斗膽為蘋果說幾句話，為觀點平衡做微小的努力。人人都坐視不理，甚至幫腔作勢加把勁讓蘋果衰快點，實在糊塗。等香港傳媒界被中共摧毀殆盡，盡數染紅，表面一副海晏河清的樣子，大家會懷念有蘋果可讀的那些日子。

邵氏轶事

邵逸夫逝世，看到中聯辦張曉明的弔唁文说邵逸夫始终秉持爱国报国情怀，我看他是太替国家自作多情了，如果说邵逸夫爱国，他更多爱的是中華民國，不是张晓明的国。在眾多或者實至名歸或者溢美的一片悼念聲中，愛國這個標籤在邵身上本該是最模糊的，黎民偉這樣的電影人不惜犧牲生意烽火硝煙中跟拍孫中山二次革命，邵逸夫卻在中日戰爭時，不惜重金引進日本先進攝影設備，請日本導演執導歌舞片，學習日本電影技術。用共產黨定義的愛國來看，愛國電影人不是邵逸夫，而是當年的長鳳新（長城，鳳凰，新聯）那批左派電影人。可惜他們愛錯了國，人生沒有好下場。藝術成就也了了。




電影主要是為大眾消遣，沾染了愛國之情，就變了味道，沾上教化的邊，負上愛國的責任，談什麼文藝為工農兵服務，肯定不好看。反觀邵氏，沒那麼多口號與情懷，一直致力出品商業片以好看賣座為第一目的，大陸文革，台灣戒嚴白色恐怖時，邵氏發展壯大。邵逸夫那張著名的荷里活氣派十足的與旗下影星大合照中，有武俠元素，戲曲元素，有大波妹，唯獨沒有愛國元素。




我對邵氏舊片非常感興趣，能找到的一定會看，看過幾十部，從六幾年到八幾年都有，良莠不齊，總體來說大部分都很好看，我找到的基本都是賣給天映公司後天映播出的。這幾十部片90%是三級片或有三級鏡頭，所謂拳頭枕頭，可以說大都『很黃，很暴力』剩下的10%則是怪力亂神，市井小品，吃喝嫖賭，坑蒙拐騙，可以說價值觀非常庸俗--也正是因此我才會饒有興致持續不斷看了幾十部，看愛國電影，絕對消受不了這麼多。李翰祥的風月系列，香艷風騷，江湖奇譚，異人軼事，透著中國傳統文化流風餘韻。香港奇案系列則緊貼香港當時現實，桂治洪牟敦芾的妖魔鬼怪南洋邪術，暴力血腥，許氏兄弟充滿哲學氣質的黑色喜劇，大軍閥，多咀街，阿牛入城.......比現在的港產片好看一百倍。




邵氏的歷史研究專著較少，邵逸夫本人則甚少接受媒體專訪，尤其是中文媒體。關於他的故事，只能從耳口相傳中，略知一二。蔡瀾一些專欄裡寫過一些。前幾個月看過西本正（在邵氏電影片頭片尾，他的名字叫賀蘭山）的回憶錄，講到一些邵氏當年的情形。那時香港是創意之都，邵氏片場提供了不少就業職位。李翰祥在《三十年細說從頭》中記錄了不少邵氏片場工作情形。（後來此書也摘了幾個故事拍成電影）《三狼奇案》中的黐須燦就是一個社會底層，住公屋靠一個人養全家的片場化妝師。




現在香港滿大街都是地產代理Sales，香港依附地產業存在，那個年代，可能滿街走的，除了做工廠的，有一大部分都是電影工作者：道具燈光茶水化妝茄厘啡。如今各種道德團體宗教團體，打著政治正確愛護下一代（弱勢群體）的旗號，這也投訴那也投訴，導致電影和言論的尺度都收窄了不少，和那個時代相比，文化藝術不是百花齊放，簡直是大踏步在倒退，整個社會已經越來越沒有生活氣息，港產電影也越來越單調，千篇一律，創意枯竭，乏善可陳。什麼都驚教壞細路，是不會有創意產業的，邵氏電影風行香港十幾年，風格大膽前衛的不少，那時還沒有電影分級制，也沒見那一代細路學壞。




邵逸夫是深諳管理之道的管理者，陶傑在光明頂講過幾日邵氏故事，戰亂時邵氏網羅了不少避難來港的國內知名電影人，並建了食堂宿舍讓他們可以有吃有住，當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於這批人有不少『北方佬』吃不慣食堂的南方飯菜，有一次演員和廚師起了衝突，幾乎要動手，剛好邵逸夫經過，看也不看一眼，徑直離去。據說這就是傳說中的『大人不計小人過』---職位高的人，不要介入職位低的人的衝突，像這個情形，如果他去插手，倆人都怒火爆棚，可能連他一起打了，起碼不會畢恭畢敬，了不起被開除，沒什麼大不了，講出去還頗可作為優勝紀略，但作為最高主管，他丟人就丟大了被一個小兵打（或者罵），所以他擰頭就走，視而不見是最好的。這種事，他可以把直屬下屬負責食堂的叫來罵一頓或者要求處理。不宜自己出面。




邵氏對員工用到盡，大家敢怨不敢言，部分原因也是當時的那批走難的電影工作者為生計所迫，別無選擇。對待演員像對待『畜生』則是希區柯克說的，這句話理解要結合上文下理。




好多人說邵逸夫逝世一個時代結束，這種陳腔濫調看多了會變傻，其實那個時代早就結束了。與其懷念過去，大作悼念文章，倒不如像舒琪導演一樣想想如何開創未來。對記者的查詢，舒琪的反應是：我忙著拍片，唔得閒。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邱晓刚（笔名刀尔登）在《性格决定命运》 （收入专栏集《旧山河》）的结尾这样总结中国的历代皇帝们：

『人在社会中的力量，手足居末，头脑居次，性格居首；所以第一要务，是找到性格比你弱的人，驾驭他们。能驾驭几百个，就可以纵横一方；如能驾驭亿万个，那么，恭喜陛下。』

毛就是千百年封建帝制后，又一个比皇帝还皇帝的独裁者。

看中共党史、传记，我都带着同一个问题：究竟为何，那个时代有些精英人物，会信了共产党，雄心万丈，热血澎湃的回来建设祖国，看那时共产党的言论无甚高论，空谈民主，军队和个人的言行，和爱国电影中演的差不多做作虚假，习惯煽情，鼓励牺牲自我 成全集体，明显违背人性。不知道为何那么多喝了洋墨水的精英会相信。

读了不少之后，解答了一部分疑问，从《往事并不如烟》中可以看出，也许他们是一群空有一番抱负，但在国外无足轻重的人，回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中国，立刻被待为上宾（这一切由周恩来一手安排），人性的虚荣被无限放大，就顾不了那么多，陷入情网，就觉得老母猪变貂蝉，忽略了那些肉麻与虚伪，晕乎乎，连一些基本常识也不记得了。

读完李志绥这本回忆录，李志绥并不是这一类型，他深陷中南海，与自己本身性格柔弱和做错决定有关。本来在HK执业挺好的，年轻时中过左毒，一时间起了报国心，回来后开始后悔，但已经难以脱身。

本书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暴露毛的私生活，尤其是性生活，其实看完便知道，这都是些细枝末节，占篇幅并不多。（也可能因为我读的是网上通行的版本，少了五十一-五十三章）鼓吹这方面的人多半是没有通读本书的，这本回忆录里，李的忏悔多过炫耀，也能从全书看到他性格的软弱，可以当一个普通的传记去解读。对其中反映出的事实，有人信，有人反驳，我选择相信，因为和我通过其他侧面了解的毛非常吻合，其言(喜欢讲并不好笑的笑话来扮平易近人，肉麻虚伪等），其行（皇帝作风，阴谋诡计，行踪不定，故意喜怒无常），非常贴合毛的性格。不像是杜撰。

张戎在《Mao,the unknown story》里刻画了一个从小到大，没做过一件人事儿的，厚颜无耻心狠手辣的毛。我也是比较认同的，这样性格的人，从小到大不曾做过一件人事儿，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第一段我引述刀尔登引述顾炎武的话：性格决定命运，这种厚脸皮黑心肝的性格，合该做中国的皇帝，领袖中国这帮一盘散沙毫无主见与血性，性格懦弱的农民。

除了不要脸兼做人无底线的毒辣之外，皇帝通常还有几个特征：

喜欢讲不好笑的冷笑话装作平易近人（在毛来讲尤其喜欢引用史料），下属还不能不笑。

喜怒无常--其实这是表演出来的（李志绥由衷的说，毛的演技真是高超，可以随时流下泪来---共产党果然盛产影帝），因为他阴晴不定，喜怒无常，下面的人就不容易揣摩上意，不知道这一秒开开心心，忽然就变脸推出去打二十大板，于是天天战战兢兢，人在恐惧中，便于统治，所谓恩威并施，再强的人也被揉搓的服服帖帖。毛的警卫队，医生全都是经过这样的过程：先是被人整，整到快要满门抄斩时，毛出手救他们全家，于是从此死心塌地---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这些人不会去想一想：是谁整到他们满门抄斩？历来中国历史都是如此。

喜爱特权，行踪不定--书中记录毛的特权令人吃惊，他的专列，他的个人生活，以及他的夫人江青的个人生活。这些生活方式，在《往事并不如烟》中也可以看到一二，那些部长要员们的生活，在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的确可称奢侈无度。后来这些部长要员从天堂跌落地狱，而毛则一直享用到死。

本书一大部分是李作为医生对中国历次运动的观察记录：庐山会议，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林彪叛逃事件。这些主题都各有专著，从李的记录来看，毛的行为是以一贯之的：人民的性命，轻如草芥，为了他自己的政治权斗，死多少人都无足挂齿。

自陈独秀退党后，共产党就不再以其提出的理念为依归，而变成一个四不像，现在读史料会觉得共产党由始至终都是违背常识的存在，他们的言行不一的虚伪，搞特权，空喊口号，我深信自己就算年轻时中了左毒也能凭本能闻到味道而早早分道扬镳---这样的样本不是没有，黄仁宇在其死后发表的自传《黄河青山》中就说起自己对延安共产党的认识：

『他们显然唱很多歌。有起床歌，有早
餐歌，有演讲前唱的歌，有演讲后唱的歌。铺路挖坑
时都有歌，连上厕所都有歌可以唱。

此外，他们还有一大堆的“主义”。在延安，人人每
个月领两元的零用钱。如果把钱花在买烟草上，就是
享乐主义。如果说了个不该说的笑话，就是犬儒主
义。和女生在外头散个步，就是浪漫主义。一马当先
是机会主义。看不相干的小说是逃避主义。拒绝讨论
私事或敏感的事，当然就是个人主义或孤立主义：这
是最糟的。毛主席又增加了“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及
门户主义”，全都不是好事。不过那是后话了。』
虽然他最后不参加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的游击战不合他作为一个年轻人想带兵打仗，正面作战的理想，但他已经感觉到这个党的一些特异。

身为皇帝，毛独断专行，甚至对自己的健康也我行我素，不听从医生建议，不准检查，不准治疗，他的死，一大半是自己造成的，毛剪头发时也不会老老实实坐着，而是随意的看书看报扭来扭去，理发师不得不配合他，剪一次头发，累的半死。

毛的后宫和历代帝王无太大分别，各种机要员，警卫员，医生，则犹如明朝宦官，或者清代的大内人员。

毛死后，尸体做成标本供人参观，之国内无人懂得这个技术，做的手忙脚乱，据李回忆录说，先开始是想保存一个星期，于是他们开始从动脉注入福尔马林，后来突然说要永久保存大家都没办法，只好注入更多，搞到肥头大脸，没了脖子，耳朵也支棱起来，又按摩面部按出来，并且开膛破肚，把内脏取出另外浸泡。这也算是一种现世报吧。

中国历史上的独裁者，很多都是晚景凄凉，或者死后遗臭万年的，毛也不会例外，甚至他还没死时，这些『大内人员』已经在嘲笑他了，警卫员们凑在一起常常笑谈那伴舞女郎，陪她睡的各种文艺女兵，他们说，那些女孩是当他是神人才陪他睡让他搞的，毛还真以为她们爱他，连崇拜和爱都分不清楚。

另外这部书还侧面写了其它不少『革命前辈』，例如周恩来，正如我第一段所引，无论是性格原因抑或其它暧昧不明的原因（有人甚至怀疑周是Gay，暗恋着毛），周对毛的服从与情感，真是令人发指的。比如，毛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前，周甚至会先去找到他要坐的位置，试坐一下，看会不会摇动，坐着是否舒服----除了恋人之外，我实在想不出任何理由会令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关心如此细致入微。

毛泽东决定接见红卫兵，但人数有百万之多，于是决定像阅兵一样，乘车经过人群，周于是夹着天安门广场一代的地图去给毛安排，当时周跪在地上，指着地图讲解，毛穿着睡衣，抽着烟听着，他很享受这样的时刻，很满足周对他的像狗一样的臣服。当时在旁的李，实在看不下去一国的总理如此卑贱。

本书中的周是个性格软弱的墙头草，同时他也是个可怜的受害者，文革十年，全国几乎都靠他一个人日以继夜的工作才得以维持基本的秩序，处理基本事务。后来他终于病倒，但是手术却要经过毛的批准，毛一直拖到最后时刻才批准了他的手术，李志绥记录说，周全身有三处（膀胱，肠，淋巴)患癌，而且都是原发性的。

1971年毛第一次病危，一口痰上不来昏厥过去，李志绥和其它急救队的人一面抢救一面通知了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据汪东兴说，周听到消息当时大小便失禁拉一裤裆，等他换好衣服到游泳池，毛已经苏醒。在这本李志绥的回忆录里，周奴性十足，狼狈不堪，左右摇摆，为自保不惜出卖任何人。

虽然自小就没觉得毛周是什么神人，也从未有一天相信过共产党，但我还是被本书描绘的猫的私生活震惊了。

当然，和所有书写负面毛泽东的书一样，这本书的真实性也备受质疑，中文版出版后，李志绥更是神秘的死在美国家中，令真相更加扑朔迷离。

之所以所有写共产党的书，出版后都会有人质疑真实性，还不是因为共产党和一切心虚的独裁统治者一样，篡改历史，删除史料，后人只好靠记忆，靠一些漏网的材料去推测印证，补充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