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是不看电视的～～～

最近我党在港活动猖獗，搞的HK一片乌烟瘴气，长此以往，HK估计比预想沦陷的快，本来想着不等HK沦陷，大陆就光复了。现在看，过于乐观。

HK 有两家免费电视台，曾经有过三家，倒闭了一家（股东自行决定结束，并不是因为亏损）。虽然自由市场里，大气电波免费，但仍属于公共资源，牌照仍由政府管理。政府每年审批，不高兴了可以收回发给第二家。壹传媒集团的老板黎智英就遇到这个问题，黯然卖掉自己的壹电视，离开台湾电视界。

免费电视台对观众而言，普通人都知道引入竞争才会有精彩的有创意的节目出现，是个人都明白，遥控器上多一个选择是好事，湖南卫视有了春晚后，湖南人起码可以在大年三十多个选择。如果有人认为会“滥发牌照”、电视台多了会“搞乱香港”，这人不是白痴就是流氓。

前几天ATV（亚洲电视）老板王征带领一班员工（员工已经偷偷向其它传媒朋友表示，是被逼无奈必须参加的）跑到政府总部反对再发免费电视牌照。并且说，现在TVB和ATV四六开的收视，再发是滥发牌照，势必导致HK电视台湾化。

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且不说什么滥发不滥发的，说是担心“HK电视环境台湾化”大家都明白，这是耍流氓。台湾有50多个电视频道，出产了不少风行两岸三地的电视节目，从来也不是负面的代表。

王征是谁？就是去年夏天暗中干预新闻采编自由，长达半天滚动播出江已经去世，诅咒永远健康的core的幕后黑手，据说还是亲戚呢，搞得今年江总对人笑言：这个小赤佬，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嘛。

这个小赤佬两年前接管了ATV（亚洲电视）。

如果追溯亚视的历史，它是香港最早的一家电视台，曾经辉煌无限，但几经易手，每况愈下，到今天已经完全丧失竞争力，有点儿破罐破摔的意思，TVB大家都熟悉，是邵逸夫在电影业夕阳时，转投资创办的（一个英文频道明珠台，一个中文频道翡翠台，分别是邵氏以前两个电影院：明珠戏院，翡翠戏院的名字），因为经营得法，善用以前电影资源（艺员，制作人，编导等等）一路蓬勃发展，到如今，已是HK一家独大的电视台和娱乐机构。

早年在广东时，我经常两个台都看看，2008年，做了个比较，不知道群众眼睛雪亮不雪亮，反正我的眼睛是雪亮的，那时候我还完全不知道背后的故事，单从前端表现就觉得有点问题。

不过那时ATV还没这么差，尤其是新闻节目，勉勉强强可以和无线新闻打个平手，但近一两年，经过一次次股权易手后，已经差到没法看。你问我现在如何，我又不是傻子，它那么烂了还天天坚持看。

以新闻为例子，无论电视新闻或者纸媒，都得遵循“公正客观”的基本新闻伦理，比如最近采访美国总统大选，采访一个支持奥巴马的，一定要同时采访一个支持罗姆尼的，否则就会对选举人造成不公。之前北京奥运时，TVB新闻队，采访完富丽堂皇的水立方，接着就采访了京城露宿拾荒者--因为奥运会他们被迫离开北京。而ATV则完全和CCTV一样除了歌功颂德就是“人民喜迎盛会”。这在内地也许没问题，大家已经接受共产主义新闻伦理，惯常认为新闻当然以正面报道为主。但在HK，新闻仍是个“扒粪”行业，是以监督任何权力机构和个人，报道揭露丑闻和负面为主的。

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媒体必然是批判的多，歌颂的少。陶杰说一个刚到英国的中国人，买几份儿英国报纸看看，一片骂声，××下台声，会觉得英国明天就要亡国了。到HK买份Apple daily看看，也会觉得HK明天就崩溃了。。。。。但有这样的媒体在，永远都不会亡国，永远都不会崩溃。

编审动用小小技俩，以图潜移默化给民众洗脑，但因为有两家电视台，同一条新闻比较之下，大家自然觉得ATV的新闻不全面，不客观，甚至不真实---片面的新闻可说是对事实的扭曲。深度新闻节目，新闻评论节目，ATV更是过分到只请持一方意见的嘉宾，完全没有交锋，俩人一味唱好---这在HK已经算违反广播条例了。收到不少投诉---这也是它一部分收视率的来源，人们为了投诉而特意去看某个节目。

那么其它节目呢？TVB的连续剧自不必说，大部分国内观众也都耳熟能详了，TVB有个电视城片场，有系统化的制作编剧班底，有一批又一批选美和竞赛出来的男女艺员，电视剧像流水线上的电子元件一样，哗啦哗啦的产出，议员导演们每天朝九晚五的在流水线上班，一出又一出的古装时装戏陆续出炉，甚至产品多到要排期上映（去年一部收视爆红的《天与地》，就是三年前已经制作好的）。而ATV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己制作电视剧的能力，只能购买韩剧或者国内剧，配音播出。

除了这些家庭妇女爱看的电视剧，其它类节目，亚视也连TVB的项背都望不到。比如去年TVB受内地相亲节目启发制作的HK相亲节目《盛女爱作战》，甫一播出，就引发热议，一时间成全城话题，吸引了很多多年不看电视的年轻观众。而同类节目ATV制作的《挞著》（粤语，翻译成普通话就是“勾搭上了”）比TVB要早，但收视一直不佳。这背后的原因当然是节目策划人和制作人的水准问题。过去几年ATV也曾不惜重金礼聘城中名嘴陶杰、刘天赐做了一个清谈节目《斑马在线》，因为二人的影响力收视一度不错，但播了几集之后，估计资金不足，无以为继。

收视率继续滑坡，直到现在，仅有的一点收视率也是人们为了去看他们又闹了什么笑话才特意看的。

ATV失败的原因是股权易手后染红的太快，HK观众还不适应这样一个天天唱祖国好的电视台--而且人之常情，人都是喜欢看负面新闻的，见到别人的麻烦，以彰显自己的生活尚算安稳满意，所谓”你有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大家开心一下“。歌功颂德的电视节目自然无人问津，“你那么幸福啦，自个儿幸福去吧，说出来在这儿显摆，不是气我嘛”。这大概是大部分观众的潜台词。

正因为如此，ATV对增发免费电视牌照如临大敌，因为可以预见，增加免费电视台后广告资源一定会被分薄，而ATV现在本来就没什么广告收入了，据说现在已经是在烧钱维持，月亏损3000万，未来战场上，第一家倒闭的必然是ATV无疑，这是优胜劣汰的铁律。

其实TVB也不想政府发多个牌照，它现在一家独大，广告收入丰厚，日子过的很开心。TVB已经变成一种文化，深入HK人生活的每个层面，你甚至无法拒绝收看，酒吧，饭店，甚至路边的排挡都会放部电视机播放的一定是TVB的某个台，它的连续剧，制作的广告，变成一代代人生活的记忆，但是自由经济下的垄断必然导致死气沉沉，近几年TVB制作的连续剧千篇一律，毫无新意，同样的狗血剧情，古装来一部，换上时装又是一部，轮番轰炸之下，HK人已经被TVB“驯化”，接受弱智节目的下限一降再降，而TVB的艺员迫于公司压力，不得不低薪超时在TVB的“血汗工厂”死做活做，因为如果得罪这个大东家，极有可能出去也没戏做。这两年离开TVB的艺员，都是去了内地发展，因为在HK和TVB不欢而散的也找不到别的工作。

这就是垄断的害处，于人于己都不是好事，电视台懒于创造，惯性运作，不愿冒险尝试创新，观众看不到好节目被迫接受白痴弱智节目。要改变这种僵局，必须引入新的投资人，引入新的竞争，才能令一台独大的TVB开始紧张，警醒，在竞争下搅动整个电视界，这样的结局是观众和电视台的双赢。过去HK曾以影视业雄冠亚洲，引入新的免费电视台对影视业也会有极大影响，甚至可以多少改变现在HK这种地产霸权下畸形的经济模式。制作电视节目始终是可持续的创意产业，改善经济结构的源头活水。

HK想投资电视行业的人不在少数，政府三年前考虑引入竞争，打算发多两个免费牌照出来，消息一放出，各大财团摩拳擦掌，城市电讯主席王维基不光是摩拳擦掌，甚至卖掉自己的电讯业务，投入几个亿开拍电视剧，制作节目，单等到牌照到位，立刻就开播。被称为“电讯魔童”的王维基向来善于险中求胜，可这次竟被政府耍了，申请交上去，三年仍未完成审核。以至于他声言不排除法律途径解决--也就是说要和政府打官司。

无论如何，电视台王维基是开定了，话说几年前他也曾被请去做过100多天ATV的运营总裁，突然间闪电被解雇，江湖人称百日维基，自那时起ATV就频繁的换人，越换越残，稍有操守有抱负的人，都离开了。其实王维基心里清楚迟迟不能发牌的原因，因为传媒改变人心，好的电视节目启发民智。但他也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抗争，最近HK各大报章都刊登了影视业人士，学界人士200 多人的联署广告“开放天空，马上发放免费电视牌照”。

而在反对发放牌照的声音中，只有亚洲电视国际台的英文节目Newline的主持人Michael Chugani的意见值得参考，他在南华早报撰文说，亚洲电视倒闭了，就又少一个英文台，新增发的牌照，想投资的老板都不打算设英文台，因为英文台观众少，利润不高。既然香港一直致力于打造自己成为国际都会，减少英文太对公众是种损失。投资者应公开其投资计划，平衡中文台和英文台。甚至，政府应将此要求加入发牌照条款要求。
其实我自己的观感而言，英文台连广告都比中文台好看一些，节目更是不必说，我几部美剧都是在Pearl（明珠台）追看的。不过赚不赚钱我就不知道了。 说到底，免费电视台是靠广告赚钱的，TVB的节目质素决定了它就是个“师奶台”卖的都是洗衣粉，牙膏牙刷地拖为主，用陶杰的话说，“我最近发现卫生巾广告都减少了，说明长期看TVB的观众已经到了更年期。”英文台的广告大部分都是香水儿，咖啡机，珠宝钟表相机手机之类，而且拍的非常有意境。

HK始终是个自由市场，凡事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相信免费电视牌照很快就会到位，HK电视界将会迎来一番日新月异的变革。

大逃港

前几天写《不愿再看第二遍的电影》，有人留言说到了《打蛇》，这部电影，我岂止看两遍，买到碟就连看了两遍，后来又看过一遍。我记得当时知道这部电影是因为彭浩翔提到，它是HK邪典电影中的经典，导演牟敦芾，他曾是胡茵梦的未婚夫，据说当时胡劝谕他别老拍这些不正经的电影，他一笑置之，胡因此毁婚，由此可知胡茵梦带眼不识人，错过真正有才华的人，却以李敖为偶像。

(霸气及才华都外露的邪典导演牟敦芾)

《打蛇》是讲五六十年代大逃港潮的，当时中国一团乱，人饿的饿死，没饿死的被批斗死，广东的人近水楼台，争相逃往HK，因为是游水过去，所以叫做“人蛇”，哪知一上岸就被HK本地的小混混捉去关起来，像分猪肉一样赤身裸体的盖上章，然后打电话给人蛇在港的联系人拿钱来赎人，没钱的就送到工厂做苦力，女的，更悲惨，被他们强暴一轮后卖去做妓女，当时HK社会黑暗，这些事，根本无人管。打蛇就是讲述一群偷渡者的故事，场面相当暴力刺激，动不动就一群人脱光了用水冲，吊起来打，甚至男的都被强暴。

（打蛇 剧照，人像猪肉一样被盖章）

至今已不太记得具体情节（碟片我还带在手边）只记得最后一群人中只有一个人成功逃脱，千辛万苦跑到了钻石山，一望满山的木屋，绝望的喊叫：呢度唔系钻石山！（这里不是钻石山！）因为逃往时，他们幻想中，耳口相传中，满地钻石。低头就能捡到。他们也是靠着这个信念，跋山涉水，冒着生命危险，跑到HK。

电影于此处定格，结束。相当震撼。牟敦芾是个很有才华的导演，他还导过几部更加黑色的像《黑太阳731》，《南京大屠杀》。

(打蛇 剧照，我记得这个男的说，MD，你有种把我也搞了？ 这时小混混里走出来一个Gay，把他绑在凳子上做了。小伙子恼羞成怒，一口咬在Gay的脖子上，被打死都没放口，活生生把那个Gay咬死了)

上周日和本周日，TVB翡翠台在《星期日档案》中，以陈秉安的《大逃港》为蓝本，制作了两期节目《大逃港》，上集我没看。今天看了下集，我想是为了平衡吧，下集采访的几个人，都是在深圳的“成功人士”。

其中一个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深圳时，天天被批斗，眼看着有的人批斗后一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就在群众汹涌的吼叫声中拉去枪毙了，他计划良久，和一个朋友一起游水十个小时，在HK上了岸，到HK后进工厂，日做夜做，后来自己开了公司直到现在，回忆往事，五十开外的人，至今情绪难平，他说游水十几个小时终于上岸后，他和朋友对视了一眼，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说，夤夜离家告别妻子时，妻子身孕已7个月，此一去生死未卜，更不知道是否就是永别，他和妻子谁都没说话，怕一说话就不忍心逃走。幸运的时一年后他妻子也成功偷渡，一家人终于在港团聚。

他有四五个兄弟姐妹，最小的妹妹他也安排来港了。他的一个兄弟，当了兵，专业后做干部，是坚定的共产党员，斗争了半天，还是决定逃港，结果，计划失败被捕，普通人，也就拘留半个月就放了，他因为是党员，劳改足九个月，政治前尽毁，被人前人后拿来做笑柄“原来你们共产党员也要逃啊”。

然而，很快，改革春风吹醒万物。深圳变成了特区，这个基层干部，共产党员很快就找到发财的机会，从HK运了HK人废弃的木材来深圳销售，赚到第一桶金，大量的建厂房出租，现在也可以说是日进斗金富甲一方的小土财主了吧。

说起现在的事业，他眉飞色舞，说自己因祸得福，幸亏没有去HK，他说他现在的生活比在HK好一百倍，这都是托邓小平的福。他会去HK买金银珠宝，买房投资。他说我还是愿意住在深圳，香港的房子太旧了。

镜头切换到他哥哥，他说，我觉得在HK生活的很好，想当初逃过来我能靠自己养妻活儿，赚到钱，有自己的生意，我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我很幸福。至于有没有我弟弟过的好，我并不会拿来做比较。

另一个例子，更是好玩儿，一个老实巴交的福田村人，跟着大伙一起游水到了HK，呆了几年，觉得太苦了，听说家里分地，就赶快回来了，分了地，接着种地。不愿意去HK了（那时已经是70年代末，国内也好一些了）。很快周围就开起了工厂，他在家里开了个饭馆儿，因为是唯一一家，生意火爆。接着他用政府分给他的地盖了两栋8层高的楼收租，每月租金收入5-6万元。

他说，我当初回来后不再去HK是正确的选择，现在我妹妹在HK，居住环境狭小无比，五十多岁了还要工作，我去HK旅游，看到很多人五六十岁了还得工作，如果我在HK，我想我现在仍在工作。而在深圳的他现在住在豪华大宅，阳台上可以望到HK流浮山（也就是他偷渡上岸的地方）过的滋润无比。

陈秉安的这本书，我见过几次都没买，对于那段历史，很多电影中都有诠释，像省港旗兵系列，钟楚红万梓良演的《男与女》还有牟敦芾的《打蛇》，至于来港后的生活，冷暖自知，我有次搭的士，司机六十多岁，是多年前逃港的，也当过兵，至今广东话都带着乡音，可以说辛苦了一辈子，至今住在公屋，但说起当年逃港，却一点儿也不后悔，他说他要离开共产党越远越好--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如果不和它斗争，那么最明智的选择就是离他越远越好。

今日那个富甲一方的逃港失败者，我惊讶于我党洗脑的成功，一个被我党如此无礼折磨的人，发财了就回头来歌颂党的好，说中国不是小农社会，打死我都不信。中国人有什么信仰？无论富贵还是贫穷，小农思想就是主导思想。

人民币越来越值钱，HK人看着自由行的来港人士挥金如土，电视上报纸上诉说着一个个的财富
传奇，一贯比较短视的HK人，越来越坐不住了，兴冲冲的北上掘金，却大部分因为不懂潜规则被人当了“水鱼”任宰。铩羽而归。意兴阑珊之下，愤世嫉俗一番。于是自由行的销金客更加财大气粗，一边shopping，一边看笑话。真是扬眉吐气，双重享受。动不动来一句：“不用找了”，我为什么不能说话？我没给钱吗？你们有没有包间儿？
优越感爆棚。

十五年来，殖民地的余辉越来越弱，HK人越来越急，然而，据陈秉安的这本书言，当年陆续逃到HK的人，有一百万之多，这一百万人，刻骨铭心的保有两种制度的经历，只要这一百万人还活着，HK就不会相信共产党的鬼话。可这部分人已经五六十岁的年纪，且这十五年来，我党每天往HK送人，也送了差不多一百万了。HK的前景并不容乐观。

再见，Puppy Love

人世间，爱情有很多种，没人能够尽数体验，珍惜属于你的那一种，然后还能被别的爱情感动，就是很美好的人生。
　　之前我觉得《那些年》这部电影最大的意义不过是把打飞机由暧昧到明朗化，并普及给男生女生。今天看了一遍，确实还挺温暖的----青春的爱情正是如此，可能被窝里把王祖贤YY了千百遍，但想到自己喜欢的女生，永远都是穿着校服，扎着马尾，和另一名女生一起干干净净的从身边走过，路过的时候，你要假装看不见她，她也是。她是永远的女神，不曾被玷污，连想一想，都觉得自己无耻，要不好意思很多天，她借你的橡皮，写一句励志的话给你，不经意间的目光交投又惊慌的避开......这段恋情叫做Puppy Love。
　　而人都会告别puppy love，大学的恋爱便不再如此。
　　毕业时，我才体会人们常说的那句话：大一，兔子不吃窝边草。这时候，你还牵挂着高中的同学，做最多的事，是写信，寄贺卡，排队打电话，约好了在网吧聊上一个上午，还有深深的，深深的，热切的思念，有时寒假甚至不能见面。便怀着期盼和孤独，度过漫长的20天。
　　大二时天涯何处无芳草，这时候大概爱情已经战胜不了时空分隔，而且如《那些年》所说：女孩儿飞快的成熟了，男生永远赶不上，她开始觉得你幼稚，开始看着身边的学生会长成熟显赫，于是，吵架，分手，醉酒，由爱生恨，由恨而开始变得虚无，不再相信爱情，疗伤几个月开始喜欢身边的女生。
　　大三大四没什么特别，不再一一作解了。
　　沈佳宜说，表白了你就会觉得无聊，所以让你多追一下。表白后女神居然接受，会感到怅然若失。这是男生初恋的悖论，犹如柯腾和沈佳宜的第一次争吵，如果他回头道歉了，沈也会怅然若失，而他不回头，她就越喜欢他，虽然他不回头的结局是他们分手。这是女生初恋的悖论。
　　这部片子票房这么好，是因为他带领大家集体YY了一下自己的青春--青春没这么美好，甚至有很多人没有过青春。但人总是会忘记自己的不快并且把自以为是的认为自己的过去很辉煌--在记忆里，马小军爆啤酒瓶把刘忆苦捅了个稀巴烂。
　　这部电影在台湾的共鸣更多些，因为台湾保持了传统，教育的传统，台湾有那么美的校园，校服，总有几个大家不喜欢的训导主任。在HK也刮起一阵怀旧风，也是因为HK的中学几十年来，没特别大的变化。这就叫传统，而我的中学----去年我坐着婚车经过我的中学去迎娶叶卡同学时，我几乎认不出她了，因为风水问题，改了校门。我记得门口的大马路宽阔平整，现在颠簸起伏，到处都是大坑小坑，接了新人回来时，我忍不住摇下车窗，于是闻到了十几年前那熟悉的饭堂潲水味道--这恐怕是唯一能引我回到青春的东西了。
　　可能唯一比爱情更加耐人回味的，就只剩青春了。所以最喜欢的，仍是这些电影里中学和大一，沈佳宜和柯景腾那些蒙太奇镜头，原来校服真的很好看，哪怕是那种体育课时穿的服装。我翻出大一时穿着傻兮兮的校服照的一张相，那时我刚结束自己的高中，忽然不用学习后，正活在一拳打空的迷惘之中，那时的我，心高气傲，争强好胜，眉宇间写满了不在乎。居然真的比现在的我好看。
　　这部电影又是台湾电影基金会投资运作的结果，这个问题，值得HK借鉴，HK政府也成立了电影基金，但还没刘德华运作的青年导演基金成果出成果（疯狂的石头，得闲饮茶）。
　　陈演戏，演的还挺好的，比如放榜那一幕，她就在那儿一直哭一直哭，哭的梨花带雨，肩膀不停的抖，我相信这一出是没有点眼药水儿的，而且这出戏给所有男生上一课：当一个女孩儿一直哭一直哭时，你什么都不用做，什么也不要说，就在她身边，陪着她，给她递手绢儿，如果她哭累了，借个肩膀靠一靠。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关于同性恋平权法案

上周末HK有一场关于同性恋要求平权的游行，同性恋团体希望政府通过立法让同性恋者享有同样权利，不受歧视。这场游行中，最大的亮点是何韵诗出柜。前段时间黄耀明在演唱会上当场“出柜”，说，是的，我是同性恋者，我是基佬。同时还有一个今年新扎立法会议员慢必（陈志全）也在当选后出柜－－选议员时我就纳闷儿，他和港姐袁弥明搭档，怎么也没闹出点儿绯闻什么的。原来他喜欢男人呀。

事实上对HK大部分人而言，这是公开的秘密，自己承认一下，是种姿态，是种承担－－这么说，就表明同性恋者还是特别的，没有获得平等权力，异性恋者就不必专门这么宣布一下。但即便如此，就同性恋者平权立法，仍有待商榷。

我支持同性恋者，支持同性婚姻，大学时读了王小波的剧本《东宫西宫》，看了张元导演的同名电影，也看了李银河的《他们的世界》，甚至一度觉得同性恋更伟大。现在我仍自然而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为何我觉得平权法案有待商榷？
今天和一个同事谈论这个游行，这个同事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据他说，每周都去教会，据我观察，每次吃饭前都做简短的祈祷。我问他怎么看，他是强烈反对的，他说，要求平权只是他们的第一步，然后就会要求同性婚姻合法化。我说，对阿，so what？ 他说，这会败坏社会风气。这样下去成什么样？我大感诧异，继续说，我看过有关研究说有一部分Gay并非后天，而是天生的，自己无法改变。他说：荒唐，有这种事？我说当然，要不然，我怎么不是Gay？后天可以养成么？他答不出来，但看那意思，Gay仿佛是种道德选择。

我知道再争论下去无意义，他接着说了另一个顾虑，比如你去男厕时，Gay会跟着你偷看，我大笑了一通，其它同事也大笑了一通当是个玩笑过去了。

他说了另一个理由，如果立法，你再说一个人基佬，就会被起诉，甚至坐监，你雇佣人时，如果拒绝了一个Gay，就会被告歧视陪他一笔钱，这又何苦？

他这个顾虑是合理的，首先我觉得同性恋平权，立法保护弱势群体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但有时候过度立法也挺事儿逼的，老罗举过例子，洗发液瓶子上印着“勿吞服”，餐厅到处竖着牌子写：小心地滑。这都是为了避开不必要的法律责任而做的无聊事，因为曾经有人吞服洗发液然后告状索赔，因为曾经有人滑到索赔成功。

这样立法是有点儿过度的。
同性恋平权亦如是，其实平时的歧视我觉得在HK还是很少的，你看，同性恋并不影响黄耀明的歌唱事业，不影响何韵诗的演艺事业，甚至同性恋者选上了议员－－参选前他是HK人网的总监，事业发展的很不错。因此要求这个平权其实并无必要。应该直接要求婚姻合法化，受到法律保护。

什么事儿都立法，以后你说一个人胖子也不行，如果他心情不好，告你歧视，你就得乖乖交罚款甚至坐监，如果胖子和同性恋者都这么敏感，那也太脆弱了。这就是最近十几年西方那帮所谓知识分子发明的所谓“政治正确”，什么都政治正确，这个世界就太没意思了。

东宫.西宫

有些电影，恐怕我一生都不会再看第二遍，比如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这部电影是我独自一人，深夜在电脑上看的，大概三个小时，看得我异常难过、压抑、绝望，哪怕最后那温暖动人的场景也无法洗去阴冷。这种电影，和《红太阳的陨落》这本书一样，用陶杰的话说，看完这本书，要特意到北海道去看看美景美女、浸下温泉才能逃出那种恐惧和阴影。

（整部黑白电影里的唯一色彩，最后这个可爱的小姑娘也被活埋了）

还有罗伯托.贝尼尼的《美丽人生》，尽管90%的内容灿烂无比，一派乐观，但也是令我伤感的不想看第二次。
这两部电影是同类型---打碎美丽的东西给人看，揭露人类灵魂中最阴暗的方面，令人感到世界是灰色的，用现在时兴的话说，散播负能量。

还有一类电影，是所谓文艺片，我深知有生之年，自己不会看第二遍，是因为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忍受那种缓慢、沉闷，再也不会有那种耐心去尝试理解导演和摄像的种种可能，李海鹏在一篇文章中说，他读过的最沉闷的书是《天象馆》，那种感觉“就像驾驶一辆每20米就熄一次火的老爷车。我拼了小命，竟把这辆车开到了世界尽头。”
年轻就是这样的，无所事事，世界是新的，我才刚刚开始认识它，不相信任何随时拿出来做判断的价值标准，没有成见，什么都愿意试试。那时无目的或者有目的的，看了很多这辈子都不会再看第二次的文艺片。

（在这部电影中，尚未出道的赵薇演一个人人都能上的不良女学生“公共汽车”）
比如王小波编剧的《东宫.西宫》。
相信我如今再也忍受不了那种沉闷，但那天中午，我明确的感到，我理解了王小波想要在这部电影中表达的所有的意义，我们宿舍为了晚上偷电，特意买了深红色的窗帘，把窗子遮的严严实实。

那是个秋日的下午，很好的阳光，外面是天高气爽，阳光透过窗帘把宿舍映的一片枣红，温暖而明亮，萧瑟秋风时时掀起窗帘的一角，阳光在凌乱不堪的桌面上摇曳，照着我们的15寸CRT显示器，全宿舍的人都出去了，有的去学习，有的去踢球，有的去泡妞，我独自一人呆呆的在电脑前，看着这部几经周折下载的电影。

之前我看了王小波为写剧本而写的故事《似水柔情》，看了王小波写的剧本，以王小波的野心，这部电影不仅仅是想表达同性恋，其实更深一层，他想说的是SM的形成，是强权对弱势的合理欺凌，异见者的孤独感，一切的一切，在那个午后，我深深的刻在脑海里，这是我成长的印记。

东宫,西宫是北京两个同性恋聚集公园的厕所的代号，民工也好，教授也好，想搞基，就会到这地方寻找同类，那时不像现在，还没有更高级的Gay吧，片儿警们从心眼儿里看不起同性恋者，觉得他们比地底泥还要下贱，胡军出演的警察小史分管这个辖区，需要时时出警驱散或者抓捕同性恋者，有一次他抓到了阿兰（司汗出演），第一个令人震惊的镜头是，押送途中，阿兰突然亲吻了对他们骂骂咧咧的小史。

电影就此展开，夜班闲的无聊，小史把阿兰抓来聊天解闷儿，直到最后，小史收到阿兰的来信，在同事异样的眼光中，他将信锁进抽屉，走出办公室，抬头看着北京冬天的天空，苍凉遥远的天空下，他深深的理解了阿兰，理解了那种被视为“异端”的孤独感。他并没有变成同性恋者，但体会到了同性恋者的孤独，或者说，他艰难的完成了换位思考，卸下自己那点点儿特权，体会到弱者的无助和无处诉说。电影在此处结束了。

当然张元那时还很年轻，基于王小波这部野心勃勃的剧本，张元也做了不少尝试，穿插了不少朦朦胧胧的意识流镜头：女死囚爱刽子手，罪犯爱警察，强权专制下的人民爱上独裁政府的SM--不可理喻，不可理解，宛若宿命。

那天午后，我觉得自己对世界的认知，迈进了巨大的一步，回想起网络龟速的大学时代，我不知该庆幸还是惋惜，没有汹涌的网络潮流，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大学毕业后，尽管满脑子改变世界的梦想，我却并没有机会创业，和大部分人一样，老老实实南下，艰难的找一份薪资微薄的工作。没有泛滥而来的信息垃圾，我才能把日子过得那么悠闲，每一个白天和夜晚都拉的那么漫长，看了那么多不可思议的电影和小说。

几番冲击后，现在的我已经完全不受信息焦虑症的困扰，当我阅读的越多，对世界和人生的认知也越多越深，也越来越明白那许许多多的资讯，其实都可以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