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是作家的伦理

高行健得奖时，我挺开心的，我挺喜欢他的作品（看过一部长篇，一个剧本，一篇中篇），他后来写的《灵山》自称为冷文学，卖的不好，读者反映也一般般。我更喜欢他那个中篇，刊在80年《收获》上的《有只鸽子叫红唇儿》。

大约在他得奖前两到三年，我在一个百无聊赖的暑假翻检家里的旧杂志时，看到这篇小说，反复看了两三遍，毫不夸张，那几天都沉浸在小说里，我想起老六在《关于读书的记忆碎片》写到：

【啊，我的勃兰兑斯，我的威廉．曼彻斯特，我的《流放者归来》，我的《伊甸园之门》，到买到十二本全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整整半年沉浸其中，看得手心冒汗体似筛糠时，这种探宝旅程达到了高潮。当看到拉斯柯尼科夫走在广场上，突然想俯下身亲吻那片肮脏土地的时候，正是深夜，我趴在被窝里，赤身裸体，泣不成声。】

我读到这部小说是，大概就是这种感觉，我趴在被窝里，赤身裸体，泣不成声--那时并不知何故。场景也许不同，但感觉相近。

人生苦难识字始，快乐也是识字始。从小时候读第一本童话开始（好像是郑渊洁的童话大王），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直到如今，这种如受电击的感觉，让我明白，文艺是伟大的事业，是无价的，是人和其它生物截然不同之处，正如《霸王别姬》里教戏师傅所说：猪啊狗啊，不听戏，那是人吗？那是畜生。

我大概是九九年读到这个长篇，2000年，他获得诺奖。当时没多少人知道他，只是流传一些流亡作家，政治异议等消息，并且，一贯的阴谋论为马悦然为了自己赚钱，推动大家把奖给了他。授奖评语说，他把母语做为自己的祖国，一直不曾离开。

他在演辞里讲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同样认为文学应该高于政治---莫言也这么说。
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两份演辞比较着看看，会很好玩。

他在演辞里说，真实，是作家的伦理，当然，这个真实不是让大家去写新闻，而是作家应该记录他所看到的真实，并真实的面对自己。他非常强调写作为个人服务，自我实现。

当年高获奖，很多人不舒服，我挺不理解。直到今年莫言获奖，我算是理解那些人的感受了。
在我看来，高行健和莫言，气质是截然相反的，作品的价值观也截然相反。代表着洋和土，高是个创新型作家，大半生都在不停的探索写作方法（他也是中国最早的先锋戏剧作者），而莫言则是沿袭（学习）已有的写作形式，将自己的精彩故事填进去。

我想这和二人成长背景有关，高行健出身书香门第，童年过着优渥的生活，在《一个人的圣经》里他写到小时候偷看妈妈洗澡的情形，他说，那一刻决定了他一生的审美。这种“教育”和塔可夫斯基回忆自己受的教育相似，他说：

【在我的孩提时代，母亲第一次建议我阅读《战争与和平》，而且于往后数年中，她常常援引书中的章节片断，向我指出托尔斯泰文章的精巧和细致。《战争与和平》于是成为我的一种艺术学派、一种品味和艺术深度的标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办法阅读垃圾，它们给我一种强烈的嫌恶感。】

高行健的文字干净、冷峻，抒情性很强的《有只》也是给人温情纯真的感觉，而不是煽情。莫言则稍显罗嗦，色情描写也没什么水准可言，相当于三级片流派。当然他不是这批人里最差的，最差的是贾平凹的《废都》，集意淫，猥琐，下流之大成，毫无美感可言，这本小说根本谈不上是文学。

莫言口口声声文学与政治无关--但殊不知，也许在世界其它地方可以这么大大大方方的说，在中国却不行。不是你想与政治无关，而是你走头无路，避无可避。高行健也想文学与政治无关，但在他下放期间，偷偷写下的文字，藏在花盆底，墙缝里，都一样被当时的妻子举报并销毁，他也因此被罚。那些销毁的文字，再也找不回来了。

中国，是个上厕所都是和政治有关的事，谁都逃不过去。
获奖之后，莫言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就像很多名人上了微博就自毁了一样。他的作品，无论从文字还是情怀都谈不上是上品，尤其是那些色情描写，可算低劣。他当然可以有自己的表达，但我觉得不懂的事不乱开口，应该是一个做人的常识，尤其当他是一位诺奖得主时。

英语里有句Don't argu success（不要质问成功者），过了海就是神仙，英雄不问出处。 但一年一度，媒体来做文学奖专题，都会帮大家回忆一次，××当年获奖，引发争议。就像一年又一年，媒体都会重复报道，当年赛珍珠的获奖，沦为笑谈。

每年正常的媒体也会报道，哪些人为了这个奖流亡，哪些人迫于恐惧拒绝领奖。

每次被这样拿来比时，得这个奖，到底是耻辱还是荣耀，就真的见仁见智吧。

 

延伸：

梁文道: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