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看比尔.布来森的《人在故乡为异客》，其中有篇《邻人友善》，看毕惊呼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在美国实现。我赶紧也看了一下，原来是初到美国贵宝地的布莱森被邻人的热情弄得措手不及，继而受宠若惊，接着感激涕零。在布莱森笔下，邻居们都是美国雷锋，助人为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搬到那时，邻人齐来围观，送上美酒蛋糕馅饼，并且很得体的恭维道：『您就是那个花大价钱买下史密斯房子的人呀。』瞧瞧，这话听起来多舒坦--尤其是当你花了一点点钱就买到一栋大房子的时候。用布莱森的话说，『那种热情的架势好像以前他们的生活中就是因为没有我而一直郁郁寡欢一样』。
他们第一天到达，厨房没收拾，准备外出吃饭时，邻居请他家六口人吃饭，东西没运到时，人们送来了桌椅板凳台灯甚至还有一台微波炉，甚至，他们外出度假十天后回来，邻居们居然把做好的食品和糖果偷偷放进他家的冰箱。这是种什么精神？恐怕仅仅用『守望相助』是无法准确表达滴，难怪文章的结尾布莱森借用邻居欢迎他的话说：你已经不在真是世界，你到新罕布什尔了。
文章的开头布莱森提到了个人隐私问题--众所周知，这是美国人的G点，每年的万圣节几乎都会有小孩儿扮鬼上门讨糖吃而被轰死的惨剧发生，过分关注别人的生活也被视为不礼貌行为之一种。但在新罕布什尔这个首善之区，人们是如此得体的既帮人扫了门前雪又没过分热情的妨碍人家小两口亲热。这的确需要一种伟大传统和约定俗成的默契。
麦克.摩尔在他的著名纪录片《科伦拜的保龄球》里，用他一贯的『罗织法』推出一个『结论』：媒体过分渲染了外来的威胁，把人们搞得疑神疑鬼，神经紧张，以至于动不动就把枪射击，哪怕是朋友没敲门就进院儿也会不小心被当成强盗轰死。在那部纪录片里，他做了个调查，在底特律家家关门闭户，高墙大院，安着门铃对讲机，见个人比见紫禁城里的皇上都难，而和底特律只有一河之隔的加拿大某城则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他甚至径直从后门走入人家厨房拿了块儿甜饼吃，吃完才到客厅找主人打招呼，老太太慈眉善目滴戴着老花镜在看报纸，对他很热情，摩尔得出结论：加拿大才是人住的地方，是天堂，而美国是地狱。他大概是没到布莱森说的新罕布什尔去做这个实验吧。
我对GF说，这样的生活我也略有记忆啊。
由此上溯到20几年前，我和家人一起从云南搬家回老家河南，彼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我两岁多，在云南没见过冰天雪地、更不知道棉裤棉袄棉帽棉鞋各是什么玩意儿，约略的记得院子里也站满了围观的邻居，见我冻得鼻涕止不住的流，纷纷送来棉衣棉裤，很快我就穿上了新衣服，瞬间就有了一堆可爱的猫头鞋---这种鞋我妈也不会做，所以我穿小那几对赠品后就改穿买来的小皮鞋了。我一直万分热爱家乡的猫头鞋就是从那时起。他们送给我和哥哥的衣物都是新的，一直穿到我们再也穿不上了都还没有破，小心的收好，现在还在，每当我回去拿起这些小衣服，就会想起邻居们在那个大雪的寒冬令我如此温暖。
那时邻里之间相处融洽、守望相助，几乎每个小小的村庄都是和谐社会，坑蒙拐骗的人没好日子过。那时有走街串巷的耍猴人，说书人，唱戏人，通常是在晚上表演，第二天他们拿着口袋挨家挨户讨要，给钱给粮食都行，没有人会拒绝，即便根本没去看；有时候一个陌生人出现在夜晚的村口，人们也会热情的邀他到家吃饭，甚至留宿。虽鲜有路不拾遗的事情发生（实在是那时人们没钱没东西可丢啊），但的确是夜不闭户--尤其是炎热的夏天。
许多年后，我知道有种叫做『文化决定论』的东东认为，中国自古法律都只是参考，忽宽忽严，根本没有正常过，靠的都是人治，中国人无信仰却有深厚又严厉的传统道德（当然这些传统道德里有一部分纯属存天理灭人欲的扯淡东西），中国人会向历史传统寻求榜样和信仰，在道德和舆论的双重压力下『克己复礼』，遵循一套存于心中、看不见摸不着的律令，既有头顶的星空（中国人没有康德那么浪漫，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又有心中的律令，所以基本上那时的人们虽然还有点衣不蔽体（穿补丁衣服），食不果腹（有人家几乎常年吃不上一块儿肉），但是不仇富，不笑穷，很快乐。
然而，一九九几年，那是一个夏天，我逐渐意识到事情开始起变化，起因还要从一罐豆酱的失踪说起，在老家夏末秋初都会做豆酱，做好后拿到村边的晒场上搭个架子晒，就像傻根儿所说，路上有堆牛粪，只要插根棍儿做个记号就不会有第二个人来铲，豆酱更是不会搞混，谁晒谁的，谁吃谁的。结果有一天，一家的豆酱被人抱走了。。。。。。
我记得就是从那几年开始，人们开始小心翼翼，越是小心就越传出丢东西的新闻，鸡鸭猪羊拖拉机甚至有些诸如铁锨铁叉之类的小物件都开始纷纷丢失，人们再不敢大意，几乎家家都养了狗，但接着就传出了『先杀狗后谋财』的真实案例，整个村庄气氛都变了，一直到现在也没变回去，只是现在大家不再养狗而是盖起了深宅大院，安上了大铁门。
当卡波特在报纸上读到堪萨斯州的灭门惨案时，最初并没想过把它写成那部令他声名鹊起的《冷血》，他当时想的是，这种凶杀案，肯定会对这个保守的小村庄造成不小的震荡，甚至会改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见，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保守宁静的小村庄里最容易产生老子所谓『鸡犬之声相闻』的和谐社会。
如今放眼世界，上一代知识分子们倡导的文化决定论那一套规矩已经失灵，经济决定论大行其道的世界，欲望膨胀，望不见头顶的星空，心中也不再有什么狗屁的道德律令，再也不信苍生和鬼神，不信善恶有因又有报，底线被逐一攻破，如今的人们，仇富，笑贫，也笑娼，信任和热情作为傻逼的主要特征，是聪明人都不愿拥有的品质，人人穿着隐形的软猬甲，再也无法亲密无间，往往还未相熟就开始互相提防，而延揽行脚的路人到家吃饭歇宿无异于开门揖盗。我想起高中班主任的话，人人都会经历沙漠期，每个人都是一粒一粒的沙，不再结成一块一块儿的土。
人类虽然穿的日渐光鲜还坐上了小汽车，但内心又复归野蛮社会谁追上谁啃的丛林时代。
这本就是一对儿矛盾，但总的来说，历史和经验都证明，对于人类这个贱种，严刑峻法比公道人心更靠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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