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毕也许就会明白凤凰卫视是怎样的一个电视台，也能对近期的《财经》事件有个大致的背景了解。
关于胡舒立的章节：
现代中国的新闻监督始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江苏省的一家破旧图书馆里楼梯下的一间小屋。在这件屋子里住着一位政治流放者，恽逸群。他曾是中国最著名的战地记者，创办并管理过多家新闻学校。他在二十一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共产党成立只有五年。他是一名在上海收集情报的地下情报人员，当时共产党还在农村活动，国民党统治着大城市。此后二十多年，他一直都是共产党出版物的顶级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江苏、山东和上海建立并领导了六家新闻学校。同时，他是新华社华中区的局长，还负责几家全国性出版物，在上海编辑一本进步期刊。
恽逸群精力旺盛，原则性强，但是他在毛泽东的反“右”活动中遭到了陷害。像恽逸群这样的记者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因为他们多年从事出版工作，他们所说的话都可以被解释成质疑党的教导的内容。恽逸群被关了十年。
出狱后，恽逸群被派到江苏省的贫困地区担任一所中学的图书馆管理员。没过几年，他的苦难又来临了，因为当地的红卫兵发现了这个埋藏在他们中间的敌人，便开始在一轮轮的自我批评运动中对恽逸群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到70年代早期，虽然恽逸群不再受到折磨，但是他是一名政治犯，独自住在学校破旧的图书馆楼梯下的小屋中。恽逸群有着精确持久的记忆和深邃的智慧，他渴望向别人讲述自己的经历，但是在小镇上他就是一个异类。1973年的某一天，一名穿着军装的十九岁女孩不耐烦地敲响了小屋的门。她的名字叫胡舒立，她想知道她的周围到底在搞什么鬼名堂。
她的朋友们都叫她舒立。她的父亲是一名工会官员，母亲是工会报纸《工人日报》的编辑。舒立的父母在她心中深深地埋下了正直的种子，以及对知识的无比渴望。还在十几岁的时候，她就紧随党的宗旨，急切地离开了舒适的城市生活，听从毛泽东的指示向人们大众学习。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展开，舒立作为“知识青年”被派到一个贫穷落后的农村。舒立所在的小组有十个学生，他们一起种植麦子、土豆和玉米，但是舒立真正培养的是思想。她惊讶地发现农民们是如此的聪明，但也是如此的贫穷。村子里的人每天就吃早饭和午饭，晚上就饿着肚子上床，这样可以节省宝贵的粮食。他们一年吃两次肉，一次是中秋，一次是春节。他们也不抱任何幻想，舒立和她的同学从他们身上知道当地的党员一点也不值得尊重或敬仰。农民才是舒立尊敬的人。他们和她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出生的不同才使得他们成为了农民。
1970年舒立回到了北京，带着对中国农民的深深的尊敬和对中国官僚的深深的怀疑。她参了军，被派到苏北阜宁县的一家医院工作。刚开始几年，舒立是清洁工。然后她设法进入了医院广播站，这是一个略有一些影响力的地方。她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职责。每天早上和晚上，她播放音乐让病人起床或上床。她播放广播电台的新闻和医院的通知。这份工作比较清闲，广播站有一个小图书馆，只要是她觉得有意思的书都读过了。当她读完这些书之后，她就在村子里悄悄地打听，寻找是否有知识分子或教师还藏了一些书籍。她能感到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可怕的个人残暴和政治胡闹的时代。她想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恽逸群打开了门，舒立介绍了自己，然后说她想找些书读。他问为什么。她说她有很多时间，想学习一些中国历史。恽逸群就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突然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欢迎了舒立。在后来几年中，他向她介绍书读，回答她中国从哪里来，如何发展到今天。最后他花了好几个小时讲述自己从二十一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地下人员后都看到了什么。他解释了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官员们的动机是什么，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他告诉她没有人愿意为大的决定承担责任。他告诉她自己依然相信革命的理想，即人民的智慧将统治中国。
自豪的传统
1978年，恽逸群去世了，中国重新打开了大学校门。舒立在北京的人民大学得到了一个名额，她是该校唯一一名来自军队的新闻学学生。新闻系是产生知识分子骚乱的大熔炉。很多教授从为期数年的监禁或农村劳动回来了。毛泽东已经去世两年了，邓小平启动了经济改革，开始了中国如何继续发展的讨论。教授们教导舒立和她的同学成为真正的新闻记者，从毛泽东钳制媒体之前的岁月中汲取经验，那个时候中国的记者们在中国内战期间为领导层收集经济和政治信息。学生和老师坦率地讨论文化大革命是怎样一出悲剧。老师们教导学生他们的职责一是成为共产党的喉舌，但是也要扮演批评者和监督者的角色，保持党的正直。
1982年舒立完成学业，投入了调查报道工作，为《工人日报》撰写有关腐败的文章，这家报纸努力重振自毛泽东时代以来懒散的新闻行业。舒立的文字详细揭露了中国官员非法利用政府资金为个人牟利的案件。在一些报道中，她和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记者合作，来自《人民日报》的刘宾雁。《人民日报》的编辑允许刘记者报道党要求揭露的一些腐败故事。但是反腐败的新闻攻势并未持续很长时间。有太多重要人物收到牵连。1985年，为了摆脱不断要求揭露丑闻的舒立，《工人日报》把她下放到东南沿海的厦门市。舒立在下放中依然保持了很高的干劲。她学会了摄影和开车。她开着自己的丰田皇冠在城里游荡，要求和地方及省领导谈话，余下的时候就在厦门大学学习英文。
在获得明尼苏达州圣保罗Macalester大学世界新闻研究院的新闻学会员资格之后，舒立成了《工人日报》的国际编辑；但是后来因参加天安门游行而被停职。在停职期间，她写了本书，这是中国革命后第一本关于美国新闻学的中文书籍。她前期作为一名揭露丑闻的记者带来的声誉，再加上她在这本书中关于新闻报纸应该中立、客观的令人震惊的劝诫，舒立在中国记者中成了名人。
重操旧业
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深圳，香港这块英殖民地的新闻报纸传达了他重新点燃改革之火的讯息。邓小平出行的原因是他在TAMDTS后扶上台的保守官员把持着党的全国性报纸，封锁了他想要通过这些报纸传达的信息。在邓小平南巡后的几个月后，一本新的全国性商业报纸——《中华工商时报》发行了，总编辑是舒立在《工人日报》的老编辑丁望。丁望任命舒立为国际编辑，她利用这个职位追踪并访问那些她认为能够教会自己一些东西的人。新成立的股票市场监管机构——中国证监会，以及外贸部的官员们都是她的对象。外国公司的CEO经常会在酒店房间接到舒立的电话，要求他们在大堂接受她的采访。
当丁望被解职后，舒立满怀郁闷的辞职了。一方面是因为政治原因。在丁望的领导下，报纸大力呼吁更快的进行经济改革，超出了李鹏总理和其它保守官员所能容忍的限度。但是更大的原因是钱。丁望和舒立都坚持把广告业务和报纸编辑分开。他们想要支付记者足够的工资，这样就能要求他们做到诚实，不为那些暗中付钱给记者的公司写软文。他们还反对为那些购买了广告版面的公司写赞扬性的文章。
1994年，舒立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骑士奖学金。她前往加州学习美国的金融市场和美国媒体在监管这些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她认为中国领导人迟早会意识到没有媒体扮演金融市场监督者的角色，中国就会成为股市操纵者的天堂，而小投资人手中只剩下一堆毫无价值的纸片。
中国商业时报请她回来担任资深记者，舒立找到了一个地方继续学习金融市场的知识。就在她家不远的地方，在北京城的西部，前世界银行中国首代林重庚正在召集人马搭建中国第一家合资投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舒立开始在中金公司的办公室中频频出没，不知疲倦地向曾参与国际金融业务的中国人问问题。她还和合资公司的合作方，摩根士丹利亚洲公司以及中国建设银行的高层官员们成了朋友。中金公司参与了大部分中国公司的海外上市工作，舒立利用她的熟人进行报道。舒立为自己的报道设定了很高的标准，她熟读《欧洲货币》(Euromoney)、《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和华尔街日报，不仅为了保持与国际金融市场同步，她还学习这些报纸的写作风格和标准。
1996年，舒立受聘于一家新的商业期刊《资本》担任高级编辑，这本杂志是北京市政府下的一家商业集团主办的。同时，她还重新联合了她的老编辑丁望，后者在上海开办了一份商业期刊，名为《中国商业周刊》。两年时间中，舒立往返于北京和上海，为两家杂志撰稿。上海宣传部门的官员最后关闭了《中国商业周刊》，因为这本杂志刊登了台湾总统李登辉的一张照片；舒立也离开了《资本》，因为她无法说服自己的老板增加新闻栏目的投入，并禁止为广告商刊登赞美的文章。
财力充足的导师
舒立在离开《资本》之前，已经开始和王波明讨论有关工作的事。王波明在中国是一名很特别的人物，1955年生于波兰，他父亲时任中国驻波兰大使。1980年，王波明是首批获准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之一。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国际金融硕士学位，当改革派人士胡YB1987年被免去党总书记的职位时，王波明和几个朋友征集到了一千名在美中国学生的签名，写信给政府要求继续推动改革。在这个团队中，王波明和几个朋友成立了“中国商业联合会”，在中国推动市场经济和证券市场。王波明和他的同胞们于1988年底回国开始了他们的事业。
初出茅庐的股市创业家们不仅仅要让政府相信他们是认真的，他们还必须教育政府资本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王波明和其它几个领导层精英的子女们一起召集高层会议，寻求支持者。王波明找到了时任赵ZY总理顾问的青年王岐山，以及在中美入关谈判中担任谈判人员的青年周小川，后者的父亲在机械部曾是江泽民的领导。1989年初，股市创业家们得到了来自政府的重要支持，当时王岐山正组建“证券交易执行委员会”（SEEC），对全国范围内突然出现并蔓延的不正当证券交易进行监管。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SRC）于1992年10月成立。王波明在纽约中国商业联合会中的伙伴高西庆出任法律部主任，王波明本人则担任研究部主任，这是对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多年研究经验的认可。但是王波明发现政府工作太官僚了。他觉得他和自己的朋友们已经完成了初步的目标，现在想要赚点钱，于是他把SEEC转成了生意。
他建立了一个政府债券的电子交易系统，后来这个系统被政府关闭；他开始管理来自于国际投资人的规模一亿美元的基金，投资于那些希望上市的中国企业，并帮这些企业做广告。他还创办了《证券市场周刊》，后来成为中国股市最重要的信息来源。这本杂志很枯燥，通常都刊登技术和学术文章，但它是唯一经过证监会正式批准的刊物。杂志很快就取得了成功，立刻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商业杂志，全国大约有一百万名订户。然而，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涌入股市，在股市开户的人数超过了四千万人，王波明意识到可以办一本更通俗、更全面的杂志。
王波明和胡舒立曾在两年前略试合作，但是王波明很难与胡舒立站在一条线上。她总是提出一些不可能的要求来。时至今日，他知道她并未改变，自己的日子会很难过。但是他也明白舒立是中国最优秀、最进取的编辑。为了这本杂志，他必须全盘接受舒立的要求。市场已经准备好迎接一本勇敢、正直的杂志，而舒立就是那个出版人。王波明还知道曾协助证监会成立的中国官员——王岐山和周小川，现在都在银行和金融领域担任高位，他们也会重视通过真正的媒体监督保护投资人的利益。而在另一方，胡舒立则认为她可以利用王波明充足的财力来发行一本诚实正直的杂志，积极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监管。
但是在答应王波明的合作邀请之前，胡舒立列出了严格的条件。她提出了编辑人员的预算，其中包括每年二十万美元的记者工资，这样她就可以确保记者的诚实。王波明没有退缩。然后舒立使出了第二击：“我来负责所有的编辑工作。你不能干预。在编辑和广告之间需要建立一道中国墙。”
王波明接受了舒立的条件，她就开始招募人员，要把他们训练成真正的记者。她从《中国商业周刊》带来了一些值得信任的同事，但她也寻找那些在编辑或记者行业工作时间不长的年轻人，他们尚未腐败，也还没来得及落入记者们通常会经历的自我审查的陷阱中。一当人们听说胡舒立要开办一本新的杂志，名为《财经》，全中国的记者都给她发来了应聘的邮件。
怒气冲冲的电话
19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中国领导人看到了狼狈为奸的资本主义如何摧毁一国的金融体系、让数十年的发展与增长灰飞烟灭。《财经》杂志1998年4月份的创刊号中，详细揭露了一家名为琼民源的上市公司的故事，这家倍受热捧的公司刚因提交虚假财务报告而暂停交易。通常，证监会禁止中国记者报道此类公司的问题，理由是这样的丑闻会打击投资人的热情、阻碍中国股市的发展。政府依赖股市将大量的个人存款注入到国有企业的融资和改制中去。王波明不得不派人去证监会，整整一个礼拜都为这篇报道进行道歉。但是他的新杂志一举成名，证监会很多官员对刊物的激进姿态都表示欢迎。
舒立和她的记者们继续报道股市问题，并请求专家撰写经济政策分析，质疑某些政府政策。结果不言而喻——王波明开始接到越来越多怒气冲冲的电话。有一段时间似乎每个他认识的人都在生他的气，生他的杂志的气。监管者抱怨《财经》打破了新闻报道的禁令。上市公司管理层大叫《财经》在狙击公司的股价。投资银行为《财经》揭露正在寻求上市的公司的不利消息而苦恼。对于一个自诩和每个人都是朋友的人来说，这样的电话令王波明痛苦。他会有礼貌的听完对方的话，然后解释说他只是拥有这本杂志，但是不能干涉编辑的决定。打电话的人会感到很困扰。你拥有它，但是你不能决定发表什么？告诉舒立让她缓和甚或毙掉批评自己朋友的文章——王波明感到羞于启齿，同时对她可怕的脾气也心怀忌惮。不管如何，当客户因为批评文章而撤下广告时，王波明很痛心。
中国的商业社会很快就学会了害怕并尊重胡舒立。她从不打高尔夫球，也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但是就算她和商业人士没有共同的休闲时光，她和他们却有着共同的改革中国的目标。她说话快，走路快，但无论是她的嘴还是她的脚都没有她的脑子快。没有闲聊的功夫。她的很多朋友都已经习惯接到她的电话，吩咐他们为她做这做那，而她提出要求的口吻是如此确凿，没有一点不好意思，甚至都没有人敢向她提出疑问。她简单地认为全世界都是为她服务的，但只是为了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很多政府官员和金融界经理们都搬到了北京城东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之中，胡舒立却依然住在50年代苏联风格、楼梯间阴暗破旧楼的水泥楼房里。她家中只有很少几件基本的家具，但是四面墙都摆满了中英文的历史、金融和政治方面的书籍。
舒立的员工对她充满敬意，但是她对他们则非常粗率。“她没有管理天赋。她不喜欢管理一个组织。她是一名记者。她总是想要抓住新闻。”一名《财经》记者说。“她设定了很高的标准，有时候她简直就是折磨自己的下属。她总是在推啊、推啊、推。她永远不会停止，直到你抱怨。然后她会后退一点。我们和新来的记者说，如果她推你推得太远，而你又不抱怨，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舒立很早就意识到对出版物进行审查的共产党官员对经济知之甚少，对金融更是一窍不通。王波明任命了一名前新华社编辑在每期《财经》杂志发行前进行审稿，舒立就在每期杂志中都加上一篇能引起这名编辑争论的有关政治的报道。这位编辑算是有了一件可做之事，与此同时舒立则在他眼皮子底下通过了能引起争议的商业报道。
她靠的就是争议。2000年10月，《财经》发表了一批报道，揭露了中国共同基金的经理人串通起来操纵股市，引起了中国整个金融行业的震动。报道的核心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一名官员撰写的一篇秘密报告，政府感到非常为难，因此把它压了下去。舒立搞到了这份报告，给其中的信息加上了分析和解释，丑闻被曝光了。中国主要几家证券公司进行了反击，在新华社发行的证券市场报纸上联合谴责《财经》杂志。
一年以后，2001年8月，《财经》再次引燃了金融行业，深入揭露了银广厦的故事，这家公司的股价当时正直线颷升，是股市投资人热烈追捧的明星股。公司CEO在文章发表前找到王波明，提出购买广告来撤换这篇文章，后来由提出收购杂志。这家公司是江泽民主席和其它国家领导人曾热烈赞扬并访问过的公司。王波明把舒立找来问她有关这篇报道的事情。她向他保证自己有铁一样的证据证明这家公司财务报表做假。王波明对这件事的政治影响依然很担心，他给老朋友王岐山打了电话。王岐山当时是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他答复道：“公司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假的，那就报。”
《财经》报道说银广厦在财务报告上作假。股价从34跌到了7。证监会进行了调查，报告说公司的财务报表远比《财经》报道的要夸张。公司把《财经》告上了法庭，但是两次都败诉。
《财经》引来了很多模仿者，其中最好的都是曾为舒立工作过的编辑离开《财经》后创立的。很多时候，他们的努力受到了出版商的阻挠，出版商认为揭露和激进的新闻报道只会带来麻烦。虽然有一些亮点，但《财经》依然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不以赞美文章换广告或金钱的出版物之一。
2003年春天，中国遭到了致命的呼吸道传染疾病SARS的袭击。《财经》走出了自己传统的经济领域。当广东省有人开始死亡时，中国政府下令所有媒体不得报道此事，而只是印上政府的官方说法，即SARS是被隔离的小问题。流言传播得很快，中国国民开始恐慌起来，他们正处在传染病的中心。《财经》跳入了视野。舒立去到了中国西部省份，访问那里的官员，寻找疾病爆发的形式。她派记者到香港和河内，视察那些SARS热点地区。她甚至刊登了一名加拿大记者报道的关于多伦多出现SARS的文章。杂志把亚特兰大美国疾病控制和防疫中心视为中国政府应学习的榜样。《财经》甚至出版了特别周刊深入报道SARS。
“舒立知道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正是一名新闻记者应该有所突破的时候。”一名《财经》编辑说道。“我们知道我们有机会，因为情况太不清楚了。今天我们可以积极地报道股市，明天我们就会报道平民选举。”
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20世纪90年代，当我担任华尔街日报中国代表处主任的时候，我震惊地发现许多中国记者其实都知道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却只有极少数事情他们能够真正予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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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刘长乐还是胡舒立都有着敏锐的感觉，知道他们的笼子有多大。他们知道政府想要什么，这个国家又需要什么才能进步发展。舒立的笼子是证券市场和经济政策。刘长乐的笼子是把国际新闻带入中国，并在全世界展现中国的形象。但是两个人又时刻保持着政治嗅觉，随时寻造可以扩大自己笼子的机会。
不幸的是，刘长乐和胡舒立在中国新闻行业的建设中是例外，而不是普遍存在。大多数新闻记者腐败、笨拙而懒惰。他们对涉及到政治、政府和社会问题的新闻是如此的无能为力，只能把关注点放在商业新闻上。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商业新闻只是成了为自己赚钱的一个工具，他们和中国的公司老总们串通起来抬高股价或帮助中国公司攻击其外国和国内竞争对手。天安门事件后席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不断的影响着商业界。所以只要他们在帮助中国公司，或仅仅是对外国机构大放厥词，中国记者一般都可以自由地攻击外国公司。印刷出版行业通常被分成商业媒体和党的宣传喉舌两大块。他们都有商业和金融版面。广告投放者需要拥有购买力的读者。因此党报渐渐被淘汰，演变成了付费喉舌。编辑和记者收钱为公司进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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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喇叭从不安静。毛泽东时代，在几乎每个城市、乡镇和村庄的路灯柱子上，喇叭在不间断地大声播放着宣传内容，没有留下任何安静的时间，免得人们在这些安静的时间里进行独立的思考。
它允许记者披露一些腐败案例的细节内容，政府想要通过抓典型来警告其他人安分守己。
当时的电视节目非常乏味，除了中国戏曲就是各种爱国主义节目。但是商业广告来了，现在它们成了娱乐节目！调查显示电视观众都非常喜欢看拍摄精良的商业广告，而当普通节目播放时，他们就会起身去厨房或厕所。随着人民日渐富裕，广告教会他们如何穿衣打扮，饮食调理，购买什么电器和汽车才能显示自己的富裕充足
文迪向默多克灌输了很多有关中国的知识。她向他解释中国官员的思考方式和做事动机。默多克开始把她的观点向新闻集团的管理层转述，后者称其为“文迪主义”。在默多克的生命中，文迪是他此时的最佳拍档。她和他有着一样的进取心和对交易的热爱。她并不想让他慢下脚步准备退休。她想和他一道去征服世界。而且她和默多克一样每条血管里都流淌着机会主义的血液。她是广州一家国营工厂厂长的女儿，先是和一位在华工作的已结了婚的美国经理交往，并和他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得到了能在美国永久居住的“绿卡”。然后她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拿到了MBA学位。她在香港星空卫视实习，并最终成为全职雇员，负责在中国有线电视网络上推广星空卫视的音乐频道。1999年6月，默多克和文迪在他纽约港的游艇上举行了婚礼。文迪从公司辞去了工作，但她依然是默多克在中国的大使。
在1997年7月以当时的副总理朱镕基访问澳大利亚的借口见到了朱镕基。“我听说你为了能在美国经营电视网络而入了美国籍，”朱镕基说：“你愿意为了进入中国的电视行业而成为中国公民么？”默多克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他很快就加入到朱镕基的这个小笑话带来的哄堂大笑之中。
中国可以容纳默多克。如果他答应某些条件，这就会发生。和时代华纳的CEO Gerald Levin这样的国际媒体巨头合作起来就太令人失望了。Levin花了大量的时间和江泽民主席建立了非常良好的个人关系，但是他控制不住公司的新闻业务。无论江泽民和Lenvi之间有多么友好，CNN和时代周刊依然在写令中国领导人恼火的文章。
1988年，刘长乐升任上校，负责中国电台上所有的军事新闻报道。虽然他热爱广播事业，刘长乐还想获得更多的经验，也想赚更多的钱。利用其家庭和军队里的关系，刘长乐赢得了到中石化工作的机会，这是一家庞大的国营石油公司。他在1990年被派到新加坡负责政府石油贸易工作，与此同时，默多克正在竭力维护自己的新闻集团避免破产。在新加坡，刘长乐开始了他自己与中国的石油贸易业务，并把在石油生意中赚来的钱投入到北京的房地产项目。
从默多克和刘长乐的传奇故事中可以学到两个商业教训。第一，中国最有能力的商人往往是最伟大的人性观察者。在商业情景中分析人性的因素是中国人最拿手的。在西方，律师可以找到法律上的漏洞和证据，帮你达到成功；在中国，商人们通过同时从各个角度做各种人的工作来达到成功。最优秀的人才可以从一个方向拱拱这群人，从另一个方向拱拱那群人，再把另一群人拱开，而且这些工作都是同时在做的。刘长乐就是一个“拱人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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