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革的正常视角

 

昨天看了戴思杰的《巴尔扎克和小裁缝》（电影），差不多十年前，还在收集周迅时，就打算看了，阴差阳错，直到今年。

这部电影让人想起许多文革背景的电影，《牧马人》，《活着》，《蓝风筝》，《芙蓉镇》，《天浴》等等，当然还有狗血青春的连续剧《孽债》这种。

从年轻时开始读所谓“伤痕文学”，有人斥责伤痕文学哭哭啼啼，伤痕作家们苦大仇深，早已失去平常心。面对苦难，最好的消解方法，不是咬牙切齿的悲愤，不是自我麻痹的漠视，而是平常对待，该记得的记得，不想记着的就忘记，这是时代的苦难，命运落在一代人头上，谁又能逃脱？找谁说理去？

王小波就是用黑色幽默去抚平青春期“被蹉跎的岁月”造成的伤害。

这些文革电影里，《巴尔扎克和小裁缝》和《牧马人》有点像：一个知识分子和一个农村（山区）青年的纯洁爱情，看着电影，我立刻想起王小波写的《地久天长》也是两个只是青年和一个女孩儿（不过这个女孩儿也是个知青）之间的柏拉图爱情，以悲剧收场，完全没有肉欲，干净明亮，凄美动人。我至今都记得那短促有力的结尾，这个结尾把《地久天长》从简单的言情小说中提升，结尾王小波写道：

『我们把小红留下的书分开，一人拿了—半，然后收拾好行装，反锁上房门。我们离开那里，走向新的生活。』

《小裁缝》不是想表达一段柏拉图的爱情，他们的三人行关系终于在禁毁小说的影响下，由精神走向肉体，他们在美丽的大山上，幽静清澈的山涧里做爱了。并且神奇的以女性的觉醒作为结尾，以至于很多观众觉得突兀不合逻辑。

戴思杰曾是知青，在四川雅安插队，这部电影多少会有他当年生活的影子，其实戴想表达的也许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深，他只不过想说，在那个思想贫乏，精神食粮贫乏的年代里，文学起到了多么大的作用，如何的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小裁缝，两个知青，医院的大夫）。在他的电影里，文革时代没有那么的不堪和丑陋，没有那么多正邪对立。从一个文艺青年眼睛看去，不过也就是没那么顺利的文学朝圣之旅而已--和现在的文艺青年分别不大。

文学，小说，有多大的作用，我想引用最近在风口浪尖上的刘小枫早期作品《沉重的肉身》里的一段话（这也是我对刘小枫唯一的印象）：

『这个大孩子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他坐在破旧的窗台上，讲起了福尔摩斯的故事，故事中的惊险覆盖了我们心中的恐惧。接着，他讲了凡尔纳讲的奇妙的故事、雨果讲的令人感伤的故事、梅里美讲的让人痴想的故事。他叙述的时候，我们不再惊恐地四处张望，不再慌张地想要寻找蜡烛，甚至不再期待电灯重新亮起来。这个大孩子讲的前人讲的故事，像温暖的手臂搂抱着我们，陪伴我们被遗弃的、支离破碎的长夜。时间，若有若无的时间被叙事填满了。

从那以后，我们不再玩分成两个阵营厮杀的游戏，而是要这大孩子讲故事。直到有一天夜里，大街上的革命斗争已经动枪了，院子没有停电但必须关灯，我们围坐在大孩子脚下，他仍旧坐在破旧的窗台上讲故事——讲雨果讲的《笑面人》，大家都忘记了关灯，一颗半自动步枪子弹不知从何处飞来，横穿过大孩子的脸颊，崩掉了他三颗大牙……

据说，人类开始讲第一个故事时，与我们院子停电时的处境差不多：原始穴居人在夜色降临后，感到时间的支离破碎和空间的若有若无，有一天——故事总是从这暧昧的有一天开始，一个年长的穴居人讲了一个故事，讲的是……听过故事以后，穴居人心里暖和起来，明天的艰辛和困苦变得可以承受了。』

这段话可以完美的诠释这部电影。

戴思杰后来去了法国--文革后出走的青年，能在国外的，心理一定健康过仍留在国内的。而那段雅安插队的人生经历，成了戴思杰文艺创作的主要生活经验，他如片中刘烨演的那个文艺青年一样安稳平静的生活着，持续创作建基于那段经验之上的文艺作品--毕竟这种毫无征兆的被雷劈一样低概率的上山下乡的经历，也是举世皆无，独一无二的。

所以戴思杰的电影没有怨恨，没有控诉，也没有刻意的美化和合理化，电影里的生产队长是个傻×，他愚昧无知，但仍然直率善良。像《牧马人》和《活着》里的那些生产队干部，天真又傻B。

王小波说，好的文艺作品都是举重若轻的，文革已经足够悲惨，不需要任何的渲染和控诉，白描出来就可以了。导演不愧是入了法国籍，不想让丑陋残酷的画面出现在电影中，所以，这部电影里连知青们背的大粪都比较稀，不会令人作呕，有流血事件却回避了所有流血镜头。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同时也告诉所有人，在任何时代，文学是不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