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阅读报告

汗自己一下，去年读书虽然不多，可真够杂的........

感谢豆瓣网以及我本人养成随时更新阅读状况的好习惯，年末可以整理出自己阅读的书单，感觉挺恍惚，有些书仿佛是很早以前读的，看了记录是在今年，有些书觉得读了很久很久，看了记录不过就两个月而已。有阅读习惯的人，无需保持，就如有人爱喝酒总能找到机会，一年到头，总能读个十几本甚至几十本书。

今年读书很少，享受一气儿读完一本书快感的机会变少，一是因为时间变少，二是因为越来越少遇到这样的书，自认为爱读书，可以为好书放下睡眠以及手中最紧急的活儿，所以，我深信其二才是主因，今年一气儿读完的书是郝明义的《越读者》和《工作DNA》，《越读者》是难得的好书，可谓浓缩的精品，可谓书中之书，郝明义可谓读书人中的读书人，信息量大，结构和语言又非常好，不忍放手，不忍破坏读出来的气场，饿着肚子读了5个小时，读完做完笔记，大吃一顿。

《爱情笔记》是印象最深刻的一本书，前后读了一星期，读完感觉挺复杂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它作为随手拿起来放包里带在旅途中的一本书，很偶然的参与了我的生活，犹如武功里的人剑合一，短暂的时间里，读书和生活也合一了，恍恍惚惚，爱情的浪漫和现实，理智与情感，疯癫与克制，自伤自恋自虐，无奈糊涂清醒，犯贱装纯，瞬间永恒，被德波顿说透了，说尽了，连岳是情感专栏中的极品，但，如果投入、读懂，一本《爱情笔记》胜过十本《我爱问连岳》，这是我做标签最多的一本书，总之，窃以为，爱情这件事，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好。前天在福州路打折书店看到2000年的版本，才4.5元，忍不住又买一本，这样一来，这本书我就有三个版本啦。上海译文新版平装一本，精装一本，2000年版一本。阿兰.德波顿的这本书写得最早（93年），也写的最好，后来买了一套引进的阿兰德波顿文集系列，堪与之媲美的只有资中筠翻译的《哲学的慰藉》而已。

《爱情笔记》说是小说，胜似小说，虚构和现实分不清楚，就像今年读到的最好的小说--哈金的《等待》，如梦魇一般缠绕了我几乎半年，直到我受不了，将乱七八糟的读后感写出来，才稍稍放下，下载了哈金去年在香港书展上的演讲，正如他的小说一样，不瘟不火，慢言细语，真理总令人绝望，写的如同真实人生一般的小说亦如是。 最差的小说送给《婚姻》，我鼓起巨大的勇气才敢承认，我的确买了这本书，还傻乎乎的看完了，人有走眼，马有失蹄，在下一贯以不看广告看疗效为准则，以冷静理智购书读书著称，也被宣传了一回，上了一当。

次差的小说送给慕容雪村的《原谅我红尘颠倒》，我在手机上看完的，庆幸自己没买，这书也就是适合在网上读读，这些年来，慕容雪村的小说，我一本没落，全读了，深为佩服他的技艺，一些段子和文艺化的语言加上一些脸谱式的人物就能卖大价钱赚大量粉丝，他所有的书中的故事基本上都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一个少年贫苦的单纯无知青年，走入复杂的社会，变黑，变阔，又保有一点点人性，最后这点人性让他在善恶交锋的关键时刻死掉了。次要人物一个是坏透了的，一个是好透了的，坏透的总是被写的很猥琐令人不齿，好透的，总是很倒霉，穷死，庆幸的是，我只买过一本《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

《他的国》挺好看的，韩寒虽然是快手，但天才横溢，随便拾掇一下，一扭屁股就是几千字的情况下，也能写出好玩的东西，或者，这就是韩寒最适合的写作方式也未可知，一本正经的写出来的，未必好看，就像《三重门》。韩寒的作品也都看了，但只买过一本《一座城池》，其它的都是在手机上看完的。 今年有许多在书店等人的经历，有一本书，无论大小书店都可以轻易找到，这就是站在书店读完的《杜拉拉升职记》，也不算差，那些写工作计划和公司年终报告绩效考核的章节，可操作性很强，很实用，哈哈。

鲁迅的话，如今仍然管用：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今年读的一本外国小说拉赫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薄薄一本儿，却极震撼。 今年是我读禁书最多的一年，读完了王

拜拜，国产片

我一直觉得，创造性最强的艺术行业里，应该满满的都是热爱它们的人，相较科学而言，艺术品的收获感是比较『虚无』的，不像科学那么看得见摸得着，若能从虚无中获得满足，非得对它十分热爱而有万分激情才行。

大学的某一年，头脑一热，进了校园剧社去参与一部年度大戏<茶馆>的排练和制作，完成后我就离开了，也没掺乎多少，但断断续续总有半年多吧，那几个月我见了好多人，有些人是真正热爱话剧的，怀有一种严肃认真到虔诚的态度，有些则是抱着完成任务的态度，还有些更龌龊的，我就不提了。

渐渐长大看了一些书一些电影一些美术展的作品，只是一个普通群众的眼光，并未刻意去琢磨什么，但总能从作品中看出作品背后某个团队或者某个个人的态度甚至可以想见他们的工作状态。

我喜欢写一些读书心得和观影心得，总的来说，批评居多，偶尔有的一些赞美也总是夸张的过度---这就是我的态度，看到有人敷衍油滑，把观众读者当作大傻逼总觉得十分不爽，哪些有诚意有热心的创作者当然应该获得至高的赞誉。用胡舒立女士的话说：我们就是一只啄木鸟，不停的敲打树木，其目的是让它长得更直更高。

我至今坚持，电影应该是热爱电影的人制作的，非常的热爱以至于作为毕生的事业，把自己的作品看的很重，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和墓志铭去制作。

这样的作品我是见识过的，比如你能在李安的电影里找到许多匠心独运的小细节--甚至某些电影几乎全部的镜头和画面都充满了细节和耐人寻味的深意，《色戒》里麻将牌的摆放和演员的和牌完全是真实的，《卧虎藏龙》里江南水乡的街道上一张卖膏药的广告与那个时代也贴合无比，与之相对应的，我曾在某部国产电影里看到演员用dos命令的dir/w 来模拟电脑病毒追踪--做的再真实一点会累死吗？我坚信这不是我吹毛求疵，我觉得这是态度问题，管理学大师们常说魔鬼在细节中，我无法忍受不考究细节的作品，我会怀有恶意的猜测，导演把我当傻B来蒙，而不是诚心诚意的把自己的作品打造完美。

这些年看国产电影越来越少了，过去我看了许多港产烂片，被朋友们耻笑也不觉得难堪，尽管港片有许多已经纯熟到僵化的模式，但似乎并不妨碍它们的专业性，即便在模式中，也做到足够的专业，而国产片就做不到，每次举烂片的例子我都不可避免的想到《英雄》里令人作呕的对白--李冯王斌显然不是这么说话的，但却武断的认为我只配看到这么恶心的对白。我觉得被深深的侮辱了。

中港紧密关系协议(好像叫CEPA)签署后，许多香港影人进军内地捞钱，拍了大量的烂片，颇有种『人傻钱多速来』的感叹，就算是认真拍的电影（比如陈可辛的《投名状》)也要剪接一个内地版一个香港版，这样的电影我再也不愿看了，我宁可去看坚持拍摄风格和题材，不愿打入内地市场的尔冬升导演的《新宿事件》。

因为某种制度，我们成了智力上被人歧视的人群，我们看不到好东西，在怀品味的影响下变成庸俗不堪的观众。犹如吃快餐吃坏胃口的人，再也无法款款享用一餐真正的美食。我在豆瓣上的电影观感留言里看到许多不知道是『真傻』还是假傻的留言，我宁可相信是五毛所为也拒绝接受普通观众的品位的确如此这一可怕事实。

以我浅见，电影工业是需要巨额资本投入的产业，做出一部电影的确是很麻烦的，需要许多环节的配合，我可以从一部电影中看出制作团队的用心或是敷衍，做的多了有几部烂片是情有可原的--谁都有转型期，谁都有厌倦而寻找突破的关头--但部部都烂就太可怕了，因为这时也许制作人也假戏真做，把自己都欺骗，忘记了当初的理想激情执着信念，而转入一场吸金游戏之中无法自拔。

有朝一日，有了巨额金钱投入，没有了变态的审查制度，也许犹如泡沫破碎的振奋之后，我们还是无法做出令人满意的世界性的电影作品---因为作为一项事业核心力量的人，心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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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肯定是出版不了了，但的确是一本好书。其中关于媒体的章节《真相并非绝对》重点写了刘长乐和胡舒立。
看毕也许就会明白凤凰卫视是怎样的一个电视台，也能对近期的《财经》事件有个大致的背景了解。

关于胡舒立的章节：

现代中国的新闻监督始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江苏省的一家破旧图书馆里楼梯下的一间小屋。在这件屋子里住着一位政治流放者，恽逸群。他曾是中国最著名的战地记者，创办并管理过多家新闻学校。他在二十一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共产党成立只有五年。他是一名在上海收集情报的地下情报人员，当时共产党还在农村活动，国民党统治着大城市。此后二十多年，他一直都是共产党出版物的顶级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江苏、山东和上海建立并领导了六家新闻学校。同时，他是新华社华中区的局长，还负责几家全国性出版物，在上海编辑一本进步期刊。
恽逸群精力旺盛，原则性强，但是他在毛泽东的反“右”活动中遭到了陷害。像恽逸群这样的记者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因为他们多年从事出版工作，他们所说的话都可以被解释成质疑党的教导的内容。恽逸群被关了十年。
出狱后，恽逸群被派到江苏省的贫困地区担任一所中学的图书馆管理员。没过几年，他的苦难又来临了，因为当地的红卫兵发现了这个埋藏在他们中间的敌人，便开始在一轮轮的自我批评运动中对恽逸群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到70年代早期，虽然恽逸群不再受到折磨，但是他是一名政治犯，独自住在学校破旧的图书馆楼梯下的小屋中。恽逸群有着精确持久的记忆和深邃的智慧，他渴望向别人讲述自己的经历，但是在小镇上他就是一个异类。1973年的某一天，一名穿着军装的十九岁女孩不耐烦地敲响了小屋的门。她的名字叫胡舒立，她想知道她的周围到底在搞什么鬼名堂。
她的朋友们都叫她舒立。她的父亲是一名工会官员，母亲是工会报纸《工人日报》的编辑。舒立的父母在她心中深深地埋下了正直的种子，以及对知识的无比渴望。还在十几岁的时候，她就紧随党的宗旨，急切地离开了舒适的城市生活，听从毛泽东的指示向人们大众学习。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展开，舒立作为“知识青年”被派到一个贫穷落后的农村。舒立所在的小组有十个学生，他们一起种植麦子、土豆和玉米，但是舒立真正培养的是思想。她惊讶地发现农民们是如此的聪明，但也是如此的贫穷。村子里的人每天就吃早饭和午饭，晚上就饿着肚子上床，这样可以节省宝贵的粮食。他们一年吃两次肉，一次是中秋，一次是春节。他们也不抱任何幻想，舒立和她的同学从他们身上知道当地的党员一点也不值得尊重或敬仰。农民才是舒立尊敬的人。他们和她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出生的不同才使得他们成为了农民。
1970年舒立回到了北京，带着对中国农民的深深的尊敬和对中国官僚的深深的怀疑。她参了军，被派到苏北阜宁县的一家医院工作。刚开始几年，舒立是清洁工。然后她设法进入了医院广播站，这是一个略有一些影响力的地方。她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职责。每天早上和晚上，她播放音乐让病人起床或上床。她播放广播电台的新闻和医院的通知。这份工作比较清闲，广播站有一个小图书馆，只要是她觉得有意思的书都读过了。当她读完这些书之后，她就在村子里悄悄地打听，寻找是否有知识分子或教师还藏了一些书籍。她能感到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可怕的个人残暴和政治胡闹的时代。她想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恽逸群打开了门，舒立介绍了自己，然后说她想找些书读。他问为什么。她说她有很多时间，想学习一些中国历史。恽逸群就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突然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欢迎了舒立。在后来几年中，他向她介绍书读，回答她中国从哪里来，如何发展到今天。最后他花了好几个小时讲述自己从二十一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地下人员后都看到了什么。他解释了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官员们的动机是什么，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他告诉她没有人愿意为大的决定承担责任。他告诉她自己依然相信革命的理想，即人民的智慧将统治中国。
自豪的传统
1978年，恽逸群去世了，中国重新打开了大学校门。舒立在北京的人民大学得到了一个名额，她是该校唯一一名来自军队的新闻学学生。新闻系是产生知识分子骚乱的大熔炉。很多教授从为期数年的监禁或农村劳动回来了。毛泽东已经去世两年了，邓小平启动了经济改革，开始了中国如何继续发展的讨论。教授们教导舒立和她的同学成为真正的新闻记者，从毛泽东钳制媒体之前的岁月中汲取经验，那个时候中国的记者们在中国内战期间为领导层收集经济和政治信息。学生和老师坦率地讨论文化大革命是怎样一出悲剧。老师们教导学生他们的职责一是成为共产党的喉舌，但是也要扮演批评者和监督者的角色，保持党的正直。
1982年舒立完成学业，投入了调查报道工作，为《工人日报》撰写有关腐败的文章，这家报纸努力重振自毛泽东时代以来懒散的新闻行业。舒立的文字详细揭露了中国官员非法利用政府资金为个人牟利的案件。在一些报道中，她和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记者合作，来自《人民日报》的刘宾雁。《人民日报》的编辑允许刘记者报道党要求揭露的一些腐败故事。但是反腐败的新闻攻势并未持续很长时间。有太多重要人物收到牵连。1985年，为了摆脱不断要求揭露丑闻的舒立，《工人日报》把她下放到东南沿海的厦门市。舒立在下放中依然保持了很高的干劲。她学会了摄影和开车。她开着自己的丰田皇冠在城里游荡，要求和地方及省领导谈话，余下的时候就在厦门大学学习英文。
在获得明尼苏达州圣保罗Macalester大学世界新闻研究院的新闻学会员资格之后，舒立成了《工人日报》的国际编辑；但是后来因参加天安门游行而被停职。在停职期间，她写了本书，这是中国革命后第一本关于美国新闻学的中文书籍。她前期作为一名揭露丑闻的记者带来的声誉，再加上她在这本书中关于新闻报纸应该中立、客观的令人震惊的劝诫，舒立在中国记者中成了名人。
重操旧业
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深圳，香港这块英殖民地的新闻报纸传达了他重新点燃改革之火的讯息。邓小平出行的原因是他在TAMDTS后扶上台的保守官员把持着党的全国性报纸，封锁了他想要通过这些报纸传达的信息。在邓小平南巡后的几个月后，一本新的全国性商业报纸——《中华工商时报》发行了，总编辑是舒立在《工人日报》的老编辑丁望。丁望任命舒立为国际编辑，她利用这个职位追踪并访问那些她认为能够教会自己一些东西的人。新成立的股票市场监管机构——中国证监会，以及外贸部的官员们都是她的对象。外国公司的CEO经常会在酒店房间接到舒立的电话，要求他们在大堂接受她的采访。
当丁望被解职后，舒立满怀郁闷的辞职了。一方面是因为政治原因。在丁望的领导下，报纸大力呼吁更快的进行经济改革，超出了李鹏总理和其它保守官员所能容忍的限度。但是更大的原因是钱。丁望和舒立都坚持把广告业务和报纸编辑分开。他们想要支付记者足够的工资，这样就能要求他们做到诚实，不为那些暗中付钱给记者的公司写软文。他们还反对为那些购买了广告版面的公司写赞扬性的文章。
1994年，舒立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骑士奖学金。她前往加州学习美国的金融市场和美国媒体在监管这些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她认为中国领导人迟早会意识到没有媒体扮演金融市场监督者的角色，中国就会成为股市操纵者的天堂，而小投资人手中只剩下一堆毫无价值的纸片。
中国商业时报请她回来担任资深记者，舒立找到了一个地方继续学习金融市场的知识。就在她家不远的地方，在北京城的西部，前世界银行中国首代林重庚正在召集人马搭建中国第一家合资投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舒立开始在中金公司的办公室中频频出没，不知疲倦地向曾参与国际金融业务的中国人问问题。她还和合资公司的合作方，摩根士丹利亚洲公司以及中国建设银行的高层官员们成了朋友。中金公司参与了大部分中国公司的海外上市工作，舒立利用她的熟人进行报道。舒立为自己的报道设定了很高的标准，她熟读《欧洲货币》(Euromoney)、《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和华尔街日报，不仅为了保持与国际金融市场同步，她还学习这些报纸的写作风格和标准。
1996年，舒立受聘于一家新的商业期刊《资本》担任高级编辑，这本杂志是北京市政府下的一家商业集团主办的。同时，她还重新联合了她的老编辑丁望，后者在上海开办了一份商业期刊，名为《中国商业周刊》。两年时间中，舒立往返于北京和上海，为两家杂志撰稿。上海宣传部门的官员最后关闭了《中国商业周刊》，因为这本杂志刊登了台湾总统李登辉的一张照片；舒立也离开了《资本》，因为她无法说服自己的老板增加新闻栏目的投入，并禁止为广告商刊登赞美的文章。
财力充足的导师
舒立在离开《资本》之前，已经开始和王波明讨论有关工作的事。王波明在中国是一名很特别的人物，1955年生于波兰，他父亲时任中国驻波兰大使。1980年，王波明是首批获准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之一。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国际金融硕士学位，当改革派人士胡YB1987年被免去党总书记的职位时，王波明和几个朋友征集到了一千名在美中国学生的签名，写信给政府要求继续推动改革。在这个团队中，王波明和几个朋友成立了“中国商业联合会”，在中国推动市场经济和证券市场。王波明和他的同胞们于1988年底回国开始了他们的事业。
初出茅庐的股市创业家们不仅仅要让政府相信他们是认真的，他们还必须教育政府资本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王波明和其它几个领导层精英的子女们一起召集高层会议，寻求支持者。王波明找到了时任赵ZY总理顾问的青年王岐山，以及在中美入关谈判中担任谈判人员的青年周小川，后者的父亲在机械部曾是江泽民的领导。1989年初，股市创业家们得到了来自政府的重要支持，当时王岐山正组建“证券交易执行委员会”（SEEC），对全国范围内突然出现并蔓延的不正当证券交易进行监管。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SRC）于1992年10月成立。王波明在纽约中国商业联合会中的伙伴高西庆出任法律部主任，王波明本人则担任研究部主任，这是对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多年研究经验的认可。但是王波明发现政府工作太官僚了。他觉得他和自己的朋友们已经完成了初步的目标，现在想要赚点钱，于是他把SEEC转成了生意。
他建立了一个政府债券的电子交易系统，后来这个系统被政府关闭；他开始管理来自于国际投资人的规模一亿美元的基金，投资于那些希望上市的中国企业，并帮这些企业做广告。他还创办了《证券市场周刊》，后来成为中国股市最重要的信息来源。这本杂志很枯燥，通常都刊登技术和学术文章，但它是唯一经过证监会正式批准的刊物。杂志很快就取得了成功，立刻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商业杂志，全国大约有一百万名订户。然而，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涌入股市，在股市开户的人数超过了四千万人，王波明意识到可以办一本更通俗、更全面的杂志。
王波明和胡舒立曾在两年前略试合作，但是王波明很难与胡舒立站在一条线上。她总是提出一些不可能的要求来。时至今日，他知道她并未改变，自己的日子会很难过。但是他也明白舒立是中国最优秀、最进取的编辑。为了这本杂志，他必须全盘接受舒立的要求。市场已经准备好迎接一本勇敢、正直的杂志，而舒立就是那个出版人。王波明还知道曾协助证监会成立的中国官员——王岐山和周小川，现在都在银行和金融领域担任高位，他们也会重视通过真正的媒体监督保护投资人的利益。而在另一方，胡舒立则认为她可以利用王波明充足的财力来发行一本诚实正直的杂志，积极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监管。
但是在答应王波明的合作邀请之前，胡舒立列出了严格的条件。她提出了编辑人员的预算，其中包括每年二十万美元的记者工资，这样她就可以确保记者的诚实。王波明没有退缩。然后舒立使出了第二击：“我来负责所有的编辑工作。你不能干预。在编辑和广告之间需要建立一道中国墙。”
王波明接受了舒立的条件，她就开始招募人员，要把他们训练成真正的记者。她从《中国商业周刊》带来了一些值得信任的同事，但她也寻找那些在编辑或记者行业工作时间不长的年轻人，他们尚未腐败，也还没来得及落入记者们通常会经历的自我审查的陷阱中。一当人们听说胡舒立要开办一本新的杂志，名为《财经》，全中国的记者都给她发来了应聘的邮件。
怒气冲冲的电话
19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中国领导人看到了狼狈为奸的资本主义如何摧毁一国的金融体系、让数十年的发展与增长灰飞烟灭。《财经》杂志1998年4月份的创刊号中，详细揭露了一家名为琼民源的上市公司的故事，这家倍受热捧的公司刚因提交虚假财务报告而暂停交易。通常，证监会禁止中国记者报道此类公司的问题，理由是这样的丑闻会打击投资人的热情、阻碍中国股市的发展。政府依赖股市将大量的个人存款注入到国有企业的融资和改制中去。王波明不得不派人去证监会，整整一个礼拜都为这篇报道进行道歉。但是他的新杂志一举成名，证监会很多官员对刊物的激进姿态都表示欢迎。
舒立和她的记者们继续报道股市问题，并请求专家撰写经济政策分析，质疑某些政府政策。结果不言而喻——王波明开始接到越来越多怒气冲冲的电话。有一段时间似乎每个他认识的人都在生他的气，生他的杂志的气。监管者抱怨《财经》打破了新闻报道的禁令。上市公司管理层大叫《财经》在狙击公司的股价。投资银行为《财经》揭露正在寻求上市的公司的不利消息而苦恼。对于一个自诩和每个人都是朋友的人来说，这样的电话令王波明痛苦。他会有礼貌的听完对方的话，然后解释说他只是拥有这本杂志，但是不能干涉编辑的决定。打电话的人会感到很困扰。你拥有它，但是你不能决定发表什么？告诉舒立让她缓和甚或毙掉批评自己朋友的文章——王波明感到羞于启齿，同时对她可怕的脾气也心怀忌惮。不管如何，当客户因为批评文章而撤下广告时，王波明很痛心。
中国的商业社会很快就学会了害怕并尊重胡舒立。她从不打高尔夫球，也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但是就算她和商业人士没有共同的休闲时光，她和他们却有着共同的改革中国的目标。她说话快，走路快，但无论是她的嘴还是她的脚都没有她的脑子快。没有闲聊的功夫。她的很多朋友都已经习惯接到她的电话，吩咐他们为她做这做那，而她提出要求的口吻是如此确凿，没有一点不好意思，甚至都没有人敢向她提出疑问。她简单地认为全世界都是为她服务的，但只是为了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很多政府官员和金融界经理们都搬到了北京城东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之中，胡舒立却依然住在50年代苏联风格、楼梯间阴暗破旧楼的水泥楼房里。她家中只有很少几件基本的家具，但是四面墙都摆满了中英文的历史、金融和政治方面的书籍。
舒立的员工对她充满敬意，但是她对他们则非常粗率。“她没有管理天赋。她不喜欢管理一个组织。她是一名记者。她总是想要抓住新闻。”一名《财经》记者说。“她设定了很高的标准，有时候她简直就是折磨自己的下属。她总是在推啊、推啊、推。她永远不会停止，直到你抱怨。然后她会后退一点。我们和新来的记者说，如果她推你推得太远，而你又不抱怨，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舒立很早就意识到对出版物进行审查的共产党官员对经济知之甚少，对金融更是一窍不通。王波明任命了一名前新华社编辑在每期《财经》杂志发行前进行审稿，舒立就在每期杂志中都加上一篇能引起这名编辑争论的有关政治的报道。这位编辑算是有了一件可做之事，与此同时舒立则在他眼皮子底下通过了能引起争议的商业报道。
她靠的就是争议。2000年10月，《财经》发表了一批报道，揭露了中国共同基金的经理人串通起来操纵股市，引起了中国整个金融行业的震动。报道的核心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一名官员撰写的一篇秘密报告，政府感到非常为难，因此把它压了下去。舒立搞到了这份报告，给其中的信息加上了分析和解释，丑闻被曝光了。中国主要几家证券公司进行了反击，在新华社发行的证券市场报纸上联合谴责《财经》杂志。
一年以后，2001年8月，《财经》再次引燃了金融行业，深入揭露了银广厦的故事，这家公司的股价当时正直线颷升，是股市投资人热烈追捧的明星股。公司CEO在文章发表前找到王波明，提出购买广告来撤换这篇文章，后来由提出收购杂志。这家公司是江泽民主席和其它国家领导人曾热烈赞扬并访问过的公司。王波明把舒立找来问她有关这篇报道的事情。她向他保证自己有铁一样的证据证明这家公司财务报表做假。王波明对这件事的政治影响依然很担心，他给老朋友王岐山打了电话。王岐山当时是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他答复道：“公司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假的，那就报。”
《财经》报道说银广厦在财务报告上作假。股价从34跌到了7。证监会进行了调查，报告说公司的财务报表远比《财经》报道的要夸张。公司把《财经》告上了法庭，但是两次都败诉。
《财经》引来了很多模仿者，其中最好的都是曾为舒立工作过的编辑离开《财经》后创立的。很多时候，他们的努力受到了出版商的阻挠，出版商认为揭露和激进的新闻报道只会带来麻烦。虽然有一些亮点，但《财经》依然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不以赞美文章换广告或金钱的出版物之一。
2003年春天，中国遭到了致命的呼吸道传染疾病SARS的袭击。《财经》走出了自己传统的经济领域。当广东省有人开始死亡时，中国政府下令所有媒体不得报道此事，而只是印上政府的官方说法，即SARS是被隔离的小问题。流言传播得很快，中国国民开始恐慌起来，他们正处在传染病的中心。《财经》跳入了视野。舒立去到了中国西部省份，访问那里的官员，寻找疾病爆发的形式。她派记者到香港和河内，视察那些SARS热点地区。她甚至刊登了一名加拿大记者报道的关于多伦多出现SARS的文章。杂志把亚特兰大美国疾病控制和防疫中心视为中国政府应学习的榜样。《财经》甚至出版了特别周刊深入报道SARS。
“舒立知道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正是一名新闻记者应该有所突破的时候。”一名《财经》编辑说道。“我们知道我们有机会，因为情况太不清楚了。今天我们可以积极地报道股市，明天我们就会报道平民选举。”
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20世纪90年代，当我担任华尔街日报中国代表处主任的时候，我震惊地发现许多中国记者其实都知道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却只有极少数事情他们能够真正予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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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刘长乐还是胡舒立都有着敏锐的感觉，知道他们的笼子有多大。他们知道政府想要什么，这个国家又需要什么才能进步发展。舒立的笼子是证券市场和经济政策。刘长乐的笼子是把国际新闻带入中国，并在全世界展现中国的形象。但是两个人又时刻保持着政治嗅觉，随时寻造可以扩大自己笼子的机会。
不幸的是，刘长乐和胡舒立在中国新闻行业的建设中是例外，而不是普遍存在。大多数新闻记者腐败、笨拙而懒惰。他们对涉及到政治、政府和社会问题的新闻是如此的无能为力，只能把关注点放在商业新闻上。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商业新闻只是成了为自己赚钱的一个工具，他们和中国的公司老总们串通起来抬高股价或帮助中国公司攻击其外国和国内竞争对手。天安门事件后席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不断的影响着商业界。所以只要他们在帮助中国公司，或仅仅是对外国机构大放厥词，中国记者一般都可以自由地攻击外国公司。印刷出版行业通常被分成商业媒体和党的宣传喉舌两大块。他们都有商业和金融版面。广告投放者需要拥有购买力的读者。因此党报渐渐被淘汰，演变成了付费喉舌。编辑和记者收钱为公司进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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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喇叭从不安静。毛泽东时代，在几乎每个城市、乡镇和村庄的路灯柱子上，喇叭在不间断地大声播放着宣传内容，没有留下任何安静的时间，免得人们在这些安静的时间里进行独立的思考。

它允许记者披露一些腐败案例的细节内容，政府想要通过抓典型来警告其他人安分守己。

当时的电视节目非常乏味，除了中国戏曲就是各种爱国主义节目。但是商业广告来了，现在它们成了娱乐节目！调查显示电视观众都非常喜欢看拍摄精良的商业广告，而当普通节目播放时，他们就会起身去厨房或厕所。随着人民日渐富裕，广告教会他们如何穿衣打扮，饮食调理，购买什么电器和汽车才能显示自己的富裕充足

文迪向默多克灌输了很多有关中国的知识。她向他解释中国官员的思考方式和做事动机。默多克开始把她的观点向新闻集团的管理层转述，后者称其为“文迪主义”。在默多克的生命中，文迪是他此时的最佳拍档。她和他有着一样的进取心和对交易的热爱。她并不想让他慢下脚步准备退休。她想和他一道去征服世界。而且她和默多克一样每条血管里都流淌着机会主义的血液。她是广州一家国营工厂厂长的女儿，先是和一位在华工作的已结了婚的美国经理交往，并和他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得到了能在美国永久居住的“绿卡”。然后她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拿到了MBA学位。她在香港星空卫视实习，并最终成为全职雇员，负责在中国有线电视网络上推广星空卫视的音乐频道。1999年6月，默多克和文迪在他纽约港的游艇上举行了婚礼。文迪从公司辞去了工作，但她依然是默多克在中国的大使。

在1997年7月以当时的副总理朱镕基访问澳大利亚的借口见到了朱镕基。“我听说你为了能在美国经营电视网络而入了美国籍，”朱镕基说：“你愿意为了进入中国的电视行业而成为中国公民么？”默多克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他很快就加入到朱镕基的这个小笑话带来的哄堂大笑之中。

中国可以容纳默多克。如果他答应某些条件，这就会发生。和时代华纳的CEO Gerald Levin这样的国际媒体巨头合作起来就太令人失望了。Levin花了大量的时间和江泽民主席建立了非常良好的个人关系，但是他控制不住公司的新闻业务。无论江泽民和Lenvi之间有多么友好，CNN和时代周刊依然在写令中国领导人恼火的文章。

1988年，刘长乐升任上校，负责中国电台上所有的军事新闻报道。虽然他热爱广播事业，刘长乐还想获得更多的经验，也想赚更多的钱。利用其家庭和军队里的关系，刘长乐赢得了到中石化工作的机会，这是一家庞大的国营石油公司。他在1990年被派到新加坡负责政府石油贸易工作，与此同时，默多克正在竭力维护自己的新闻集团避免破产。在新加坡，刘长乐开始了他自己与中国的石油贸易业务，并把在石油生意中赚来的钱投入到北京的房地产项目。

从默多克和刘长乐的传奇故事中可以学到两个商业教训。第一，中国最有能力的商人往往是最伟大的人性观察者。在商业情景中分析人性的因素是中国人最拿手的。在西方，律师可以找到法律上的漏洞和证据，帮你达到成功；在中国，商人们通过同时从各个角度做各种人的工作来达到成功。最优秀的人才可以从一个方向拱拱这群人，从另一个方向拱拱那群人，再把另一群人拱开，而且这些工作都是同时在做的。刘长乐就是一个“拱人大师”。

全文阅读在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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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 GQ

第二期《GQ》出街了，回顾一下第一期。

 

后来我又断断续续重新读了一遍，的确还挺不错的。看上两遍就能体会编辑记者设计人员们的良苦用心。

 

比如《易构空间里的故事》这一篇特写，不像新闻也不像小说，非常新奇，看了卷首《GQ》历史介绍中说，GQ会刊登小说（比如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就曾因为撰写间谍小说而被GQ派往古巴做了一篇类似的东西）大概这一篇就是这种类型的文章吧，它以一件跳楼自杀事件开始，人间众生在易构空间一一登场，保安员，90后的7-11售货员，国际公司的销售主管，居功自负又落落寡欢的退休老军人，婚姻失败事业成功的女性，小企业的小老板，毛盗版碟的已婚妇女.....大千世界、形形色色，勾画出一个丰富多彩的阶层众生相，写的比小说还要精彩。构图设计也很有创新精神，这个虚构的小区在图文之下变得异常真实，这种写法和结构方式在国内媒体写作领域也很少见。它极其轻松的从一个人物转向另一个人物，但众人之间又不无关联。

 

杜然编译的世纪巨骗麦道夫和另外一篇编译的《棋盘杀手》也属翻译中的上乘之作。

 

这几篇文章和困困写的海子一样很有看头，其余穿插的小料也都不俗。

至今仍然不满意觉得别扭的，还是滥俗的封面和里面几张女人图的配字。

 

 

 

一说GQ在这里

给你的牙刷找个伴儿吧

《红男绿女》



大约是在十五年前，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这个策划和图，好像是情人节专号，一直记忆至今。
记忆是痛苦的根源，而我直到如今都是个很难忘却的人。

过去的事，我总是一件件的背在身上，我没有办法忘却，于是就早早的练就了安放的本领，我会把它们一一安放好，排的整整齐齐，规规矩矩的，切开我的大脑，可能会像是一颗剥开的石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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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商业的未来--读书笔记

免费是商业的未来--希望真的是这样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如果交易能让人更快乐，以至于察觉不到是在交易，也是美好的世界。

免费的实质：

让钱在不同的产品之间、人之间、现在和未来之间、不与钱打交道的市场和金钱市场之间转移，经济学家称为：交叉补贴，世界就是一个交叉补贴的大舞台。

免费模式一：直接交叉补贴

范例：赠送服务，推销产品（如航空公司的低价机票，充话费，送手机）

二：三方市场

范例：媒体，电视广播免费提供内容给普通人；广告商付费给媒体

三：免费+收费

范例：网站收费帐号VIP补贴大量免费用户

四：非劳动力市场

这个就比较悬乎啦，有点共产主义的意思，从长期效果上看，是有交叉补贴发生的，但不明显

范例：大学免费公开课，图书交换网站等

提高知名度，获得心灵满足，分享快乐，种下善因。

顿巴数：人类大脑能容纳一个148人的稳定社交网络，超过150人时，社会团体里的人就很难再维持巩固的社会关系了，人际关系开始不和谐的摩擦。

这就是共产主义终成空想的理论依据。

免费并不总是那么吸引人的，因为：

任何东西的价值，最好是通过人们愿意给出的价格来决定。

以前收费，如今免费，会给人一种『质量下降』的错觉；同理，以前免费如今收费也会令人有『更加优良』的错觉

所以，要慎用免费。

免费的『心智交易成本』：一方面担心着免费是否真的就不用付钱，是否有陷阱？另一方面可能会考虑免费报纸对环境的影响，或者担心别人把自己看作一个小气鬼。

便宜和免费之间的巨大区别：免费会开创一个市场，而收费便宜只能进入另一个市场。

行为经济学：研究经济行为背后动因的学科，主要有：博弈论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想要解释的是：我们有些经济选择并非理性的但我们为什么会做那样的选择。

在大多数交易中，你都能感受到好处和坏处，但是当某样商品免费时，你就忘记它的坏处了。免费能让我们的情感迅速充电，让我们感觉到免费给我们的东西实际上要值钱的多。因为人们有害怕吃亏的本能，免费的魅力是直接和这种本能联系在一起的。

免费的负面效应：对于不需付钱的东西，我们往往不会珍惜，会索取过量。

乔布斯的收费理论：免费的东西获取麻烦（比如要下载，自己整理，到处去搜索等等），花费大量时间，如果你喜欢这样，说明：你的收入比社会的平均工资低。所以时间才不值钱，付费99美分，能帮你省下时间。

很有道理，比如有人愿意花时间省钱做公交，有人选择用钱买时间，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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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可乐经济学、Tipping Point、Outliers

《牛奶可乐经济学》:挺好看的一本书，如果我们的大学经济系也有这个方向，我年轻时可能就会忍不住修读呢，可惜没有。可惜我现在不年轻了。

对于他得出的结论，部分存疑，但这种发散思维的精神弥足珍贵，对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多多思考，这样的锻炼对年轻学生大有裨益。

至于书里那些新鲜好玩的小论文，有些颇有道理，看了起码可以在某些特定场合下显示一下『博学』，比如酒吧为何免费赠送花生米，而纯净水卖的很贵之类的。

对于其中一个发散结论，我是大大的不同意的，书中说，亚洲（尤其是中国人）发短信比较多，是因为一开始电信收费比较贵，大家能发短信都不打电话，后来收费降下来了，习惯已经养成。

事实不是这样滴。

就中国而言，手机收费比较贵时的手机，是不能发短信的（只有拼音），后来大家发短信也不仅仅是因为话费贵，养成了发短信的习惯，而是中国的古老传统，有许多事是可以短信而不可以言说滴（比如很多人可能不敢说我爱你，发起短信却可以勇猛肉麻无比），这一点老外就不了了吧。还有，手机调成振动的一样可以在会议时间查看短信，而接电话就不方便了。

最后，不是因为我们发短信便宜或者贵，而在目前的手机键盘上输入中文实在是比打英文来得快呀。

《引爆点》、《Outliers》：我一点也不觉得格拉德维尔是个『会讲故事的人』，我个人觉得，他的文笔糟糕透了，一点也不好看，整体给人的感觉像搞传销的小头头写的宣传材料，我还是喜欢彼得.德鲁克式的文笔和布局，这两本书，我看完之后的总体感觉就是：哗众取宠！

但是，还是可以学到很多新知识的，忽略他的卖弄和他的文笔，还是剩下不少干货的。

例如，我从豆瓣的友邻上，深刻的感受到了引爆点的意义，只要你的友邻中有几个豆瓣活跃分子（比如卢十四^_^)，你写的东西可读性再好那么一点点，就会被迅速传开。Blog访问量增长趋势图也可以印证这个理论，某个tipping point的人引用你的blog一次，点击率会惊人的飙升，而绯闻炒作大概走的就是这个路子，但是，终归还是一点，不能持续保证被传播的内容的质量，引爆点也帮不了忙，引爆一下就如烟花四散鸟～～引爆点，专为『酒香也怕巷子深』者准备。

《Outliers》还不如《Tipping Point》，1w小时理论倒是挺靠谱的，再次重申坚持的重要性，彭浩翔导演的回信专栏中成功的引用了这一理论解释了为何女生打手枪永远超过不了男生，概因著名的一万小时理论在作怪啊。

总之，外国的畅销书，只比国内的好那么一点点～～哗众取宠之后，拨开云山雾罩，会有一点点扎实的东西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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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诗意的年代

终于看了期待已久的一部电影《小说》（又名《诗意的年代》）这种期待，从99年就开始了，那时，我在王朔《无知者无畏》上读完了这篇巨长巨长的剧本，当电影结尾处打出：1999-2006时，我的内心湿润了，哈哈~ 这部电影在06年还是07年香港独立影展上播放过一次，那时我还不能自由的去HK，一位在HK的朋友给我描述了一番，看得我心痒难熬，但找遍了方圆百里之内的盗版碟店，遍寻不到。

终于今天，很偶然的看到了它的在线版本，于是放下手上所有的工作，静静的看完了它。这部电影也是由谈话组成的，但绝对比从头说到尾的《梦想照进现实》好看一百倍，这样的电影记录历史的功用更强一些，若干年后，如果有人还想寻觅这帮作家的风采，可以在其中找到ta们年轻时的音容笑貌。

电影以一次笔会为主要场景，穿插讲述了一个旧情人邂逅的故事，结尾留白，意韵悠长。这次笔会的讨论主题是『诗意的时代』，老中青三代作家就『诗意』这个话题做了各自的发言，代表了不同的风格和认知，因为年龄背景学识的不同，所以，『诗意』这个话题谈的也很精彩。大家的发言都有可取之处，也令人深思。 我个人还是觉得，阿城谈的最好，非常系统化，从古至今，阿城认为，诗靠的是意向（image），这个意向是无法言表的，歌咏言，诗言志，诗歌承载的诗意，正是这个『志』可能是胸怀大志的志，也可能是壮志未酬的志，如今的环境，是非常理智的时代，诗意也就无处栖息了。陈村则认为诗意是酸腐文人的病态思想，并且得意洋洋的将生活一样样的具体化，将乐趣具体化，他认为做人的事就会快乐，人不快乐是有做上帝的欲望。几个女作家须兰棉棉，赵玫，林白都没怎么说，倒是方方说的挺实在的，她认为如今的社会诗意也是打油诗的诗意，诗意是存在于回忆中的。王朔对诗意的认知也很特别，他认为诗意是颓废至极才会产生的东西，被社会拒绝至极，落到最低点，诗意就产生了，或者说是疯癫的纯粹精神的产物，有一点点的理性都是不行的，简单说，需要借助毒品，或者等七老八十，对这世界已经无欲无求，对周围的环境和人已经无所求，不怕得罪朋友，摸着美女的小手儿也不会再有生理反应，变成纯粹的欣赏和旁观，诗意也就产生了。 大部分作家都认同一点：物质和诗意是冲突的，过了四十岁的作家们都一致认为，先赚钱，然后再寻找诗意是不可行的。人，只能做一种选择。

因为王志文和王彤的优秀表演，作为附线的爱情故事尤其打动人心，他们是六年前大学里的同学，学长和师妹，他们是曾经的恋人，六年后大家在这家酒店重逢了，王志文已经不在大学教书开始做生意，而王彤是本次笔会的秘书，负责作家们的饮食起居以及笔会安排，他们不期而遇了，对视了许久，各自都欲言又止，脸上都写满了无限惆怅的回忆。 终于，他们再次相见，一起逛公园，玩游戏，吃饭，散步，最后到了一个房间，四目相对，多少旧情涌起，陈晓忍不住的哭泣倒在赵子轩怀中，电影到此收束，让各位作家给出一个他们认为合理的结尾。

王朔说惆怅，后悔。棉棉和林白说上床。陈村说，他们应该做一些事情，令彼此都满意。丁天说，可能一个会把另一个杀了。

唉..... 我失去诗意很久了，或者，根本就不曾拥有过。

我记得在高中，一次从教室冒着小雨冲回宿舍，衣服潮潮的，头发湿湿的，一哥们儿说，你怎么不打伞啊，我意气风发的说：斜风细雨不须归。

那时候背了很多诗，为的是得到高考时3分的诗歌鉴赏和名句填空题，我不是容易忘记的人，所以那些诗时刻都在我脑海里飘荡，我没有自己的诗，许多年后，工作了，和同事一起去旅游，或者爬山、或者望海、或者是寺庙和游乐场，青山不老绿水长流，面对大自然，我没有自己的诗，只有那些古老的诗篇在胸中激荡，我甚至不好意思像高中时代那样脱口而出了--那看上去多么像个傻B。

要我承认自己没有诗意又是很困难的事，我在早晨的阳光透过细碎的窗帘洒在床上时感到诗意，在阑珊夜雨的滴滴答答声中感到诗意，面对一道普普通通的菜，一碗干干净净的米饭，只要不是很饿，也会先感到一点点的诗意，这是我的诗意观，和陈村老师的比较接近，把握现在，也许每一刻都是充满诗意的。

我毫不怀疑大部分女人会比男人有更多的诗意。因为，就像大家经常喜欢说的：女人是感性的动物。多年以后，陈晓遇见大学男友赵子轩内心还是起了波澜，她一直记者篝火晚会的事，带赵子轩到空荡荡的无水的泳池去坐坐，叫他表演六年前醉酒撒欢的场景，而记忆的闸门一旦开启，女人丰富的想象力就像野马一样再也拉不住了，她不愿谈自己的老公，自己的孩子，却想知道前男友的老婆孩子的事，尽管她每天都给孩子打电话，给母亲打电话，白天在会议室安静的坐着给一群谈诗意的作家端茶倒水换烟灰缸，她仍然无法忘怀诗意的生活，这许多作家谈到的诗意，在他和她的故事里一层层的剥离展现---仅就电影而言，这是设计最完美的地方。


王志文和王彤的表演中，真的感到了张力，我所理解的张力就是人物一出场，表演就很节制，但又非常符合常理，非常自然，以至于看的你恨不能帮他们说话、微笑，帮他们拥抱对方。

本部电影由刘仪伟监制，吕乐导演，为时7年才得以完成。...

人心不古，世道浇漓

GF看比尔.布来森的《人在故乡为异客》，其中有篇《邻人友善》，看毕惊呼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在美国实现。我赶紧也看了一下，原来是初到美国贵宝地的布莱森被邻人的热情弄得措手不及，继而受宠若惊，接着感激涕零。在布莱森笔下，邻居们都是美国雷锋，助人为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搬到那时，邻人齐来围观，送上美酒蛋糕馅饼，并且很得体的恭维道：『您就是那个花大价钱买下史密斯房子的人呀。』瞧瞧，这话听起来多舒坦--尤其是当你花了一点点钱就买到一栋大房子的时候。用布莱森的话说，『那种热情的架势好像以前他们的生活中就是因为没有我而一直郁郁寡欢一样』。

他们第一天到达，厨房没收拾，准备外出吃饭时，邻居请他家六口人吃饭，东西没运到时，人们送来了桌椅板凳台灯甚至还有一台微波炉，甚至，他们外出度假十天后回来，邻居们居然把做好的食品和糖果偷偷放进他家的冰箱。这是种什么精神？恐怕仅仅用『守望相助』是无法准确表达滴，难怪文章的结尾布莱森借用邻居欢迎他的话说：你已经不在真是世界，你到新罕布什尔了。

文章的开头布莱森提到了个人隐私问题--众所周知，这是美国人的G点，每年的万圣节几乎都会有小孩儿扮鬼上门讨糖吃而被轰死的惨剧发生，过分关注别人的生活也被视为不礼貌行为之一种。但在新罕布什尔这个首善之区，人们是如此得体的既帮人扫了门前雪又没过分热情的妨碍人家小两口亲热。这的确需要一种伟大传统和约定俗成的默契。

麦克.摩尔在他的著名纪录片《科伦拜的保龄球》里，用他一贯的『罗织法』推出一个『结论』：媒体过分渲染了外来的威胁，把人们搞得疑神疑鬼，神经紧张，以至于动不动就把枪射击，哪怕是朋友没敲门就进院儿也会不小心被当成强盗轰死。在那部纪录片里，他做了个调查，在底特律家家关门闭户，高墙大院，安着门铃对讲机，见个人比见紫禁城里的皇上都难，而和底特律只有一河之隔的加拿大某城则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他甚至径直从后门走入人家厨房拿了块儿甜饼吃，吃完才到客厅找主人打招呼，老太太慈眉善目滴戴着老花镜在看报纸，对他很热情，摩尔得出结论：加拿大才是人住的地方，是天堂，而美国是地狱。他大概是没到布莱森说的新罕布什尔去做这个实验吧。

我对GF说，这样的生活我也略有记忆啊。

由此上溯到20几年前，我和家人一起从云南搬家回老家河南，彼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我两岁多，在云南没见过冰天雪地、更不知道棉裤棉袄棉帽棉鞋各是什么玩意儿，约略的记得院子里也站满了围观的邻居，见我冻得鼻涕止不住的流，纷纷送来棉衣棉裤，很快我就穿上了新衣服，瞬间就有了一堆可爱的猫头鞋---这种鞋我妈也不会做，所以我穿小那几对赠品后就改穿买来的小皮鞋了。我一直万分热爱家乡的猫头鞋就是从那时起。他们送给我和哥哥的衣物都是新的，一直穿到我们再也穿不上了都还没有破，小心的收好，现在还在，每当我回去拿起这些小衣服，就会想起邻居们在那个大雪的寒冬令我如此温暖。

那时邻里之间相处融洽、守望相助，几乎每个小小的村庄都是和谐社会，坑蒙拐骗的人没好日子过。那时有走街串巷的耍猴人，说书人，唱戏人，通常是在晚上表演，第二天他们拿着口袋挨家挨户讨要，给钱给粮食都行，没有人会拒绝，即便根本没去看；有时候一个陌生人出现在夜晚的村口，人们也会热情的邀他到家吃饭，甚至留宿。虽鲜有路不拾遗的事情发生（实在是那时人们没钱没东西可丢啊），但的确是夜不闭户--尤其是炎热的夏天。

许多年后，我知道有种叫做『文化决定论』的东东认为，中国自古法律都只是参考，忽宽忽严，根本没有正常过，靠的都是人治，中国人无信仰却有深厚又严厉的传统道德（当然这些传统道德里有一部分纯属存天理灭人欲的扯淡东西），中国人会向历史传统寻求榜样和信仰，在道德和舆论的双重压力下『克己复礼』，遵循一套存于心中、看不见摸不着的律令，既有头顶的星空（中国人没有康德那么浪漫，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又有心中的律令，所以基本上那时的人们虽然还有点衣不蔽体（穿补丁衣服），食不果腹（有人家几乎常年吃不上一块儿肉），但是不仇富，不笑穷，很快乐。

然而，一九九几年，那是一个夏天，我逐渐意识到事情开始起变化，起因还要从一罐豆酱的失踪说起，在老家夏末秋初都会做豆酱，做好后拿到村边的晒场上搭个架子晒，就像傻根儿所说，路上有堆牛粪，只要插根棍儿做个记号就不会有第二个人来铲，豆酱更是不会搞混，谁晒谁的，谁吃谁的。结果有一天，一家的豆酱被人抱走了。。。。。。

我记得就是从那几年开始，人们开始小心翼翼，越是小心就越传出丢东西的新闻，鸡鸭猪羊拖拉机甚至有些诸如铁锨铁叉之类的小物件都开始纷纷丢失，人们再不敢大意，几乎家家都养了狗，但接着就传出了『先杀狗后谋财』的真实案例，整个村庄气氛都变了，一直到现在也没变回去，只是现在大家不再养狗而是盖起了深宅大院，安上了大铁门。

当卡波特在报纸上读到堪萨斯州的灭门惨案时，最初并没想过把它写成那部令他声名鹊起的《冷血》，他当时想的是，这种凶杀案，肯定会对这个保守的小村庄造成不小的震荡，甚至会改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见，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保守宁静的小村庄里最容易产生老子所谓『鸡犬之声相闻』的和谐社会。

如今放眼世界，上一代知识分子们倡导的文化决定论那一套规矩已经失灵，经济决定论大行其道的世界，欲望膨胀，望不见头顶的星空，心中也不再有什么狗屁的道德律令，再也不信苍生和鬼神，不信善恶有因又有报，底线被逐一攻破，如今的人们，仇富，笑贫，也笑娼，信任和热情作为傻逼的主要特征，是聪明人都不愿拥有的品质，人人穿着隐形的软猬甲，再也无法亲密无间，往往还未相熟就开始互相提防，而延揽行脚的路人到家吃饭歇宿无异于开门揖盗。我想起高中班主任的话，人人都会经历沙漠期，每个人都是一粒一粒的沙，不再结成一块一块儿的土。

人类虽然穿的日渐光鲜还坐上了小汽车，但内心又复归野蛮社会谁追上谁啃的丛林时代。

这本就是一对儿矛盾，但总的来说，历史和经验都证明，对于人类这个贱种，严刑峻法比公道人心更靠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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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第一才子的十全武功

陶杰因一篇专栏上了头条，细察之，无非是他一贯的风格，以前激怒本土人士，这次激怒了菲律宾人，无论激怒谁，都无需道歉，用陶杰的话说：是读者自己心魔作怪。况且陶杰的回应『英语博大精深，可能是读者有误解』也不算是道歉，陶杰本人也雇有印佣，而且，据他曾在节目中说起，还是打工的大学生，陶杰都赞赏和尊重有加，稍有常识的读者都不会拿一篇专栏大作文章，甚至将作者列入不受欢迎人士 名单，显然别有用心，且不去管，来谈谈陶杰。

我是越来越佩服陶杰了

昨晚网上看Now TV郑大班的脱口秀节目采访了陶杰，他很少在电视上公开谈自己谈这么长时间---当然即使这一次近一个小时的访谈，他也是闪烁其辞『笑骑骑』的打哈哈掠过了许多尖锐的个人问题。

这个节目类似 《大卫牙擦骚》，以璀璨的星空、高楼大厦为背景的演播厅，请来的都是城中名人，一段钢琴曲后，陶杰『官仔骨骨』的上场了，非常得体的休闲西服，打条斜纹的tie，头发已然花白，眼神犀利依旧，始终是似笑非笑的面容，举手投足还是那个『风流洒脱的遗老遗少』感觉，谈起任何话题都滔滔不绝，引经据典，还是那个学贯中西冷嘲热讽的香江第一才子，都说陶杰崇英媚外，唾弃祖国，但他自言只是『崇优』，中国古代的唐诗晋字、宋代和民国的绘画，都极为欣赏，所谓爱国乃是爱文化，我觉得他或许是这个时代是最有中国古典才子气质的文人之一，比如，做某报主编时，曾经试过戴黑框眼镜着长衫大摇大摆招摇过市去上班，也曾写下许多古雅风流文章，从眼角眉梢甚至烟花柳巷的细节追寻逝去的古典时代的优雅、温情和美好，颇有民国遗韵，对传统之爱，以至于此。当其蓄起一撇山羊胡戴着金丝眼镜西装革履时，又十足是个冷眼睥睨一切倨傲不逊的旧派英国绅士样，写一笔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的英式散文，中英文人之精髓溶于一体，就是眼前这个年過半百的才子陶杰。

当然，谈来谈去都避不开那几个话题：你陶杰是才子亦是财子，城中以文章为稻粱谋者，除了查良镛林行止，你是第一人；当年厕纸裹面从九龙塘时钟酒店狼狈逃走的『木乃伊』，是不是『背妻搞女』的陶杰？大家都说你崇洋，恶意丑化中国人，你怎么看？大家都说你立场飘忽，『搵食第一』，算个『无行』文人，你又点目弟？

问题实在刁钻，但又怎能难倒八面玲珑机智勇敢的陶生？他都谈笑风生一一化解。

说到赚钱，郑大班说，我私下给你计过，你年收入有八位数咁多，陶杰就佯作不知的掰着指头细细计算，然后大摇其头：冇咁多啦，多谢老板俾面俾机会，多谢广大读者听众支持啦。虽然不知收入几何，但就我所知的陶杰的日程表，实在令人惊叹：早上9点钟前商台有一档『晨早陶杰』，大概5分钟，解读当日重大新闻事件，然后是『陶言无忌』算是声音专栏，日日都说。白天就在tom.com做正职，内容总监，晚上十一点商台一个小时的夜谈节目《光明顶》，一周还要写一篇长长的『黄金冒险号』专栏，一篇给南风窗的专栏（自今年始），以前更恐怖，每天还有一篇『陶杰短评』在PG 日报上出街，间或还会到ATV、RHK或者TVB录电视节目，在多间大学任兼职讲座教授，这次『专栏事件』最令我震惊的是，陶杰居然还在Hk Magazine上有英文专栏，端的是四面出击的第一健笔啊，虽然陶杰常常是一个话题通杀各个专栏广播节目，收集资料大同小异，属于变相的『一稿多投』，但也算是当得起香江第一才子，属于笔杆子届高产的神人了，况且陶属于老派文人，很少用搜索引擎（否则也不会那么多硬伤，哈哈），用钢笔稿纸竖排写稿、传真。我听了过去近三年的《光明顶》作为主持人，无论初一十五圣诞除夕，请来的嘉宾可以走马灯似的换，却从未试过他请假，有时明显听得出感冒声音变调或者轻微的咳嗽，都坚持返工，做完《光明顶》至少晚上十二点，遇上跑马日，还会延后一个小时播出。昨晚看的访谈节目中，大班和陶杰齐齐慨叹于年轻人不能接班，说到某报所谓『青年才俊』编辑撰文说这些老骨头霸住位置，不给年轻人上位，郑大班有些唏嘘，陶杰却不以为意，高声说：我这么大年纪了，但我有passion啊！你们有吗？我俾你位坐，你做得来吗？如今的年轻记者写篇稿件错别字连篇，文法错误离谱，英文不精，中文又不通，常识匮乏，眼光狭隘，凭乜上位啊？香港是个好公平竞争的地方，有才华不会被埋没。诸位后生仔读者至此，可以反躬自省一下，自己对生活和职业，可有陶杰大叔这样的passion？可否能够多年如一日凭一腔激情而如此勤力？

此言不虚，陶杰的确是个有passion的媒体人，看他日日保持高产（有时亦能高质）日日保持着『理智的愤怒』便知他是有立场有抱负的媒体人，这个后面再讲，除了这些正职收入之外，陶杰还做广告代言，我在珠三角地区的城际长途汽车上，屡次见到其代言的『马世良保胃丹』广告片，HK街头则有他巨幅画像广告，代言某燕窝补品，这些收入也都不是小数目。据说，陶杰还曾替人撰写讣辞墓志（这可太像古典文人了^_^），也是价格不菲，但他否认了曾替政府某高官捉刀写发言稿的事，这样加起来算一年没有八位数也差不多了。

关于知识分子是否该靠双手勤劳致富以及如何致富，黎智英有番论述，他说：传媒于他首先是一份生意，首先是赚到钱，这样才能持续下去，才会产生影响力，生意成功，影响力也会更大，发声才有人听见，你自以为办报办的好，写的好，但生意做的很失败，没人买，根本持续不下去谈何影响力？我想作为个体，陶杰的想法与此相近，如富兰克林所言：口袋空空的人，腰板站不直，知识分子尤其如此，在当今之时，经济不能独立，谈何人格独立？在无条件尊重有钱人的HK社会，陶杰『搵食』成功，不仅使生活有良好保障，也因此扩大了影响力，言论的分量因此也会更重，我觉得有相当正面的教育意义。

有人称陶杰为『搵食分子』，他对此称谓并不以为忤，就像流传已久的『乩童论』一样，付之一笑，其实最初，搵食分子是他的自嘲，乩童亦是自嘲，自信之人才懂自嘲，才敢自嘲，他曾在左报写社论，立场爱国爱港到偏激，亦曾在右报写稿，日日骂『土共』，讥讽中国社会是『小农社会』中国人摆脱不掉小农DNA，辛辣批评内地自由行游客毫无文明习惯可言，还有一段时间，左右都写，双手互搏，能做到如此精神分裂，又做如此成功的，陶杰是第一人，对此他解释道：『我手写我心』是文人对自己的束缚，精神分裂是至高之境；但他也坦然指出：凡属名陶杰及我真名曹捷者，皆是我心声，其余则是稻粱谋啦。他还说，一张报纸的社论是报纸的灵魂，必需代表老板立场，不是任你驰骋的地方，老板俾工作你，你得拿出他需要的东西。讲到揭露批判中国社会本质，他说自己比不上柏杨，都是贩卖二手观点，鲁迅、林语堂曾说过的，他再说一次而已，讲到偏激，又比不上那位《来生不做中国人》的作者。

在我看来，说陶杰精神分裂及立场飘忽，言行不一，大都如陶杰所说，属于讀者自己有心魔，被说中，感到难堪，因此反驳他的多数站不住脚，例如有人说，他曾替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拍摄宣传广告，又在《光明顶》节目中贬斥教院办的是浮夸教育，如果这算是言行不一，我不以为然，代言一个学校时，并不能预言到学校后来会办成那样，如果后来变成那样时为避嫌疑不说不提，才是猥琐无行。

陶杰的许多言论，就我所看到听到而言，的确有前后有不一致的情况，但每次陶杰都能自圆其说，都是基于事实的就事论事，我不觉得是立场飘忽，实在是读者听众理解力问题，例如，他2003年写的那篇引致特首办亲自回应的社论《董建华，你为何还不下台》，时隔多年后，董已经脚痛辞职许久，某段时间，追寻所谓『集体回忆』，报纸一片骂董之声时，他又撰文深情写『一个敦厚老人的背影』，这不算是立场飘忽，只是寻找不同角度，永远在一片大同小异闹嚷嚷的声音中『鹤立鸡群』，就我所听所见，嘲讽董建华，陶杰比任何一个媒体人做的都多都犀利（也许尊子除外），但包括后来这一篇颇为感性的『挺董』文章在内，或者反映当时大众的声音或者反对大部分人的声音，他都是以事实为根据，就事论事，逻辑严密，用词也不过分夸张。我觉得这算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姿态和担当。

虽然诸多业内人士，专业造诣和媒体经验，鲜有能和陶杰比肩者，但陶杰却从不以知识分子自居，他十几岁负笈英国，修读英国文学，曾在世界一流的媒体机构BBC任职八年，期间又在伦敦政经学院修读政治学，精通中、英、法文，且勤于阅读，博闻强识，可谓学贯中西，但评论、专栏大多以最基层人士为读者群，一笔到底，用反讽手法，讲出大众的声音，他勤于观察生活所以语言生动形象、个性鲜明，文体结构又深得英国散文要领，短小精悍，要言不烦，因此自成一家，可以历十年而长盛不衰，可以任人骂之赞之，但无法忽略其持续的影响力，他最近又被评为最佳节目主持人--要知道他的节目可是夜晚11点才播出的啊。《光明顶》是我听过的质素最高的广播节目，很好笑亦很有教益。

自93年从BBC辞职回到HK媒体江湖，陶杰摸爬滚打凡十余年，期间除了一些文艺型的专栏文章外，无论是撰文还是广播以时评政论类居多，极尽嘲讽之能事，几乎骂遍全城达官显贵和所谓各界名流，却从未得罪过一个人，这是坚持『始终保持理性批判，以事实为依归』的回报，陶杰常挂嘴边的一句话：『话到嘴边留半句 理从是处让三分』，也不可谓不厚道，事实上他的文章和言论，从未超越这一底线，始终保持知识分子本色，而不是骂街泼妇毫无底线的情绪化宣泄之水准。而访谈陶杰的郑大班，98年还曾在商台门口被斩到浑身是血，事后封咪，当然，和当时阴云密布山雨欲来的政治局势有关，但亦不能不说，和媒体人本身的操守、立场及表达方式有重大关联，当时陶杰也在江湖飘啊。

今年起，陶杰以《南风窗》专栏为阵地，杀入内地，以前提起陶杰，为内地所熟知的，无非是那句震惊内地的对神五发射的谈笑评论『无钱开饭，有钱叫鸡』，如今常有人将他和梁文道做比较，梁文道自商台去职风波后转入凤凰，便为内地所熟知，近年更在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开有专栏，又在各地文化论坛频繁演讲，结集出版《常识》影响力非同一般，梁深感HK之寂寞，说HK是不读书的社会，他写的文章提及的问题，无人愿意理会，而在内地常可引起诸多共鸣和反响，因此将重心转移到内地，抛却『左右』之分不提，仅从为文态度上，两人便有分歧，梁文道提起陶杰时曾说他文笔好，有识见，但只识得一味的批判、讽刺，动辄以一句『小农DNA』做为立论基础一棒子打死，有什么用呢？言外之意，知识分子当对祖国有所担当，要有建设性，我欣赏梁文道的文章和情怀，但对此言颇有异议，所谓知识分子，难道不是以批评为业的吗？建设难道不是当政者的应做的分内事吗？而且，我逐渐发现，夏虫不可语冰，就当下的启蒙方式而言，耐心性讲道理收效甚弱，反而是陶杰的辛辣讥讽，一笔插到底，更为直接有效，简言之，当头棒喝一针见血好过长篇大论的絮絮叨叨，直指灵魂，令人感到不安甚至感到受辱，更易催人自省发现症结所在。所以，我渐渐觉得『陶杰式』的启蒙更为有效，况且他也能写长篇大论的口水文章，不过是在文艺领域写罢了。话说，陶杰对所谓祖国及香港的爱也挺深沉的，看十年回归特辑《想一想香港之陶杰》就能体会他对HK未来的关怀和忧思。

令陶杰在广播界扬名立万，持续至今仍带给他丰厚的收入及荣耀的仍是商台的《光明顶》节目，而这个节目正是梁文道任职商台一台台长时亲手所创，04年梁文道意外离开商台，这个节目却始终风格不倒，持续至今仍广受欢迎，也算二人一段愉快的合作吧。

下面又到了大家期待已久的八卦时间啦，去年末出的港片《内衣少女》中，有个角色叫『刁杰』，报纸杂志广播出版样样涉足，言必摇头晃脑、引经据典，还在书展上勾引女粉丝，摆明暗讽陶杰，相当搞笑。谈到私生活，陶杰并无太多交代，对当年东周刊封面上的『木乃伊』事件，陶杰仍矢口否认，当年被狗仔队在九龙塘时钟酒店影到，疑似陶杰者用厕纸缠住面孔只露双眼木乃伊一般从后门仓皇离去，一名疑似文艺女青年则推开镜头说：都是同行，俾面少少～～，郑大班当然不会放过此一火爆的疑似『背妻搞女』事件，陶杰曾撰写多篇专栏谈婚姻和爱情，甚至连上床时男女的『bed manner』 都有一番高论，问及私人生活，他却总是插科打诨顾左右而言他，或者言谈玄远不得要领，这次的问答也颇为有趣，总之就是打死也不承认，据传，曹夫人也十分了得，甚至有人怀疑，陶杰有些吟风弄月的专栏文章乃是夫人捉刀，至于真伪就不可考了。如今曹夫人在家相夫教子（想想看要打理年入8位数的财务，也不轻松呀），也许甘做陶杰背后默默无闻的幸福女人吧。陶杰还谈了教育小孩儿，他说如今他的孩子也是温室花朵，生下来就有优越的环境，但十几岁了，一定要让他告别童话时代，认识到人间万象，因此每周都会让菲佣安排一两个小时给他们抹窗拖地。

陶杰对才子的定义是，饱览群书、博闻强识，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无所不知，大班说，古代对才子的定义，乃十六字真言：『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嫖赌饮吹』，陶杰能写会画（还相当专业呢），诗词歌赋也十分了得，他还说最近在研究梅花易数，但笑言从未试过找性工作者，说是有好友约他，他也始终做不到，始终对于无爱的行为有心理障碍，哈哈，这样看来，就没有才子黄霑才子倪匡那么洒脱啦。

（注：郑大班，花名煲太针的郑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