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死了大家放鞭炮

这几天电视里播放的朝鲜新闻，让我们见识一下我们不能躬逢其盛的情景，减少和父辈的代沟。有人说，那都是真诚的阶级感情，有人说，他们被洗脑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真真假假分不清楚。我觉得，就算生活在那个铁桶中，也还是有一丝丝光的，这个世界在变，谁也别想把人控制成机器。

不信看看中国人的回忆，邓小平的回忆，是在他去世那年，电视上播出的，他当时在四川一家机械厂，劳动改造，有人偷偷告知他毛死了的消息，他兴奋极了，犹如古代被流放的大臣，终于知道政敌倒台，自己又有出头之日，他说和家人一起躲在厨房分享了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大家喜极而泣。

陈丹青在《七十年代》里，是这么回忆的：

『活在一九七六年的人明白那是怎樣一種感覺，那是怎樣的一年。元月周恩來歿，仲夏是朱德的死，“人心惶惶”，不準確，那年，人心是在默然等待，暗暗地猜……拉薩陽光猛烈，我記得屋裏的靜，三個人刻意扯些別的話題，閃避目光，不敢對視，抑制嘴角的痙攣，只怕猝不及防，笑出來－－“那一瞬間，他沒有能够使他的臉色適應於他的過失……他的面孔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現了他那素常的，因而是痴愚的微笑。”《安娜.卡列尼娜》的開篇這樣描寫阿卡諦維奇偷情後被妻子發現的一瞬。不合時宜的表情！文革翌年家裏接到一封報喪的信，是父親有位老同學幹校猝死，我先拆看了，遞給父親時，也曾忽然發笑，其時十四歲－－一九七六年我滿二十三歲，已知事關重大，然而九月九日下午我們竭力抑制的正是托爾斯泰捕捉的那種笑，雖則理由大異，但何其危險：笑是可怕的證據，門雖關着，三個彼此信賴的人，可是一笑之後怎樣收場？說甚麼？說甚麼都不宜。

確鑿的經驗無法確鑿描寫，我確鑿記得那天下午怎樣吞咽有罪的笑意，同時心生恐懼。四點鐘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哀樂、回放，那些年城鄉遍佈高音喇叭。幾天後，拉薩廣場龐大的葬禮，萬人默哀，所有警報汽笛齊聲鳴響。今年，汶川地震再度全國舉喪，我佇立街頭，從風中肅然辨聽遠近四外的機械哀鳴，想起三十二年前。三十二年後，此刻我斗膽寫出當年的真實，就是：我們等待最高領袖逝世的這一天，等很久了。

此後我不再目擊千百人顛撲號叫的壯觀。葬禮中陸續有人昏倒，被抬出行列。那年十月我畫成的大油畫便是一組痛哭的臉。這萬民痛哭的理由，是大悲痛、大憂患、大解脫，或者，僅只因為恐懼，因恐懼而趁勢放聲一哭。我確知人民哀傷，我同樣確信，那時，許多人，包括中南海諸公，都在暗暗等待終結的一刻，只是沒人知道此後中國將會上演甚麼劇情……當我混在擠擠挨挨的葬禮行列中用力低垂頭顱，周圍數百人的號哭一陣陣如爆炸般轟鳴，怎麼辦？那些年我為種種理由感傷泣涕，可現在只剩幾個人便輪到我上前鞠躬，眼中還是沒有淚，怎麼辦，我絕非無動於衷，但此刻必須痛哭！瘋狂搜索悲酸的記憶，忽然想起“美影辦”資料中一幅老照片，是當納粹佔領巴黎，有位街頭觀看的法國紳士被屈辱扭歪胖臉，老淚溢出……一陣眼熱，下腭趁勢抽搐，幾秒鐘後，我成功地哭起來。』

余华在《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中这么回忆毛的死：

『当几个人哭的时候，我感受到的肯定是悲痛，可是当一千多人同时在一间大屋子里哭，我感受到的却是滑稽。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丰富多彩的 声音，我心想就是全世界所有品种的动物派出它们的代表，集合到我们中学的礼堂里一起嘶叫，也可能没有比这一千多人的哭声更加稀奇古怪。

这个不合时宜的念头差点要了我的命，我忍不住偷偷笑了 一下，又赶紧将后面涌上来的笑给憋回去。在当时，一旦我的笑容被人发现，我立刻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我的一生就会因此完蛋。我使劲憋住自己的笑，可是笑在我体内迅速发展，马上就要汹涌而出了。我知道快要憋不住自己的笑声了，我极其害怕，

我将双臂交叉地放到前面同学的椅背上，将脑袋深深地埋进自己的双臂里。我在一千多人的哭声里，胆战心惊地笑着，我愈是想制止自己的笑，愈是笑个不停。

坐在我身后的几个痛哭流涕的同学，泪眼朦胧地看到我趴在前面同学的椅背上，看到我因为止不住的笑而剧烈抖动的肩膀。

这几个同学错误地认为我对毛泽东的感情很深，他们后来这么说：

「余华哭得最伤心，他的肩膀抖动得最厉害。」』

余华这本新书勉勉强强还说得过去，但他真的才尽了。到这里去弄来看吧。